亚投行本月在京举行创始工作会议 商谈投票权、行长人选

　　3月30日至31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第三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会议由筹建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和会议联合主席、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部长艾博拉特·杜萨耶夫共同主持，29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谈判代表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员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

　　对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谈判代表来说，这本该是个紧凑的夜晚。

　　3月30日，约30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齐聚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参加为期两天的第三次亚投行工作会议。在原先的时间表中，所有想要加入亚投行的国家需要在3月中旬提交申请以便留出两周时间确认成员资格，并最终得以参与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首次会议并就投票权、主席人选等问题进行讨论。

　　但在当晚充满哈萨克斯坦风情的晚宴厅里，丝毫看不到任何紧张的情绪。“由于新加入国家来不及参加这次会议，因而本次会议无法展开真正的讨论，创始大会将推迟举行。”一位接近现场的外交界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而哈萨克斯坦会议失去其本来的代表意义正标识着中国在亚投行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不管是亚投行秘书处中方人士，还是一直紧密跟踪事项的西方观察员都没有想到，刚成立时只有21个亚洲成员国的区域性银行能在短短的五个月里数量翻倍，成员遍布五大洲。

　　3月30日的晚宴更像是一场庆祝胜利的盛大派对。在深紫的迷幻灯光里，来自亚洲、拉美以及搭乘最后班车加入狂欢的欧洲的代表们一边对着当地名菜“五指肉”大快朵颐，一边观赏哈萨克斯坦姑娘曼妙的舞姿。一位接近现场的外交界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

　　这一天过后，对于亚投行秘书处和各个成员国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在成功的将亚投行变成亚洲版“世界银行”之后，最重要的挑战事实上是在一系列的运作细节之中，董事与出资，如何协调各国话语权将成为最核心的问题。

　　一位接触亚投行创建过程的欧洲外交官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表示，接下来的四月和五月，将连续进行两轮亚投行创始工作会议。

　　四月、五月两次工作会议的重任

　　在4月底的北京会议上，所有成员国将共同进行最初的探讨，其中首先关心的是股权的分配问题。

　　“多目标”的欧洲：英、瑞意在维持金融影响力

　　尽管受到美国的反对，英国仍然成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随即，法、德、意等国随之纷纷加入。

　　“英国作为美国盟国加入亚投行，是要重整其作为老牌金融强国的地位，巩固伦敦在全球的金融地位”，陈晓晨表示，英国与亚洲各国历史关联多，亚洲很多国家都曾是英国殖民地半殖民地，“英国实用主义的民族性决定了其要赶上东方快车的利益需求”。

　　对欧洲而言，英国、瑞士和卢森堡等传统金融业强国为维持金融业地位，一般会加入国际性金融机构，并试图影响该机构的政策制定和日常运营。2012年英国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10.6%，瑞士金融业占比GDP约13%。全球五分之一的国际银行业务、接近三分之一的外汇交易、一半的国际股权交易和二级市场70%的国际债券交易在伦敦金融城完成。

　　“对于亚投行的域外国家，尤其是英、法、德来说，既是既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获益者，又对这个体系有一定的不满，他们加入亚投行有两面性，一方面寄希望于为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从长远看，意向创始会员国的身份获得更大发言权。”陈晓晨认为。

　　与瑞士、卢森堡等金融业发达国家类似，挪威等北欧国家，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约旦、阿曼等中东“土豪”加入亚投行，是借助亚投行成立机遇，将其积累的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目前世界上35%的主权财富基金集中在中东地区，沙特主权财富基金达7570亿美元，科威特达5480亿美元，卡塔尔达256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更是高达8630亿美元。亚投行长期而稳定的基建收益，无疑对这些基金极具吸引力。

　　此外，制造业强国德国对亚洲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已远超美国，对华投资更是处于快速上升通道。德国加入亚投行，有助于该国增加在亚太地区话语权，并为本国产品和服务找到出口相比之下，法国、意大利等国虽然早已表示要加入亚投行，但迟迟未有其提交书面确认函的消息。法国出口产品60%以上为欧洲地区，对亚太地区仅10%左右，这或许是其虽选择加入亚投行，但热情程度不高的原因。

　　澳洲、巴西：抢占上游资源输出份额

　　澳大利亚、巴西等资源类国家而言，加入亚投行的更多是看中了亚投行基建投资需求对铁矿石及其他矿产资源和能源等上游资源品的需求。

　　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份额中，以2013年统计，铁矿砂及其精矿占26%，煤炭占15%，石油占6%，铜占2%。其中，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商品出口到中国，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不断下行，对上游原材料产品需求减少，澳大利亚2014年对中国出口下降了10.4%，澳大利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原材料需求地。

　　巴西出口结构与澳大利亚相似，其商品20%出口到中国，2014年对中国出口甚至下降了3.6%，矿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占到全部出口的22%、18%。

　　俄罗斯的出口结构更为单一。矿产品、贱金属（贱金属指铁、钢、铜、镍、铝、铅、锌、锡、钨等）及制品分别占到2013年俄罗斯对外出口的66%和13%。俄罗斯也有能源出口的需求，但其情况更为复杂。2014年乌克兰危机使俄欧、俄美关系紧张，国内资本外流。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专家舒姆斯基认为，俄罗斯决定加入亚投行，就是希望能让俄罗斯亚洲落后部分的基础设施项目获得资金来源。“主要是出于实用主义。”

　　陈晓晨则认为，俄罗斯加入亚投行的原因受地缘政治影响，中俄两国地缘政治十分重要。中国在其中做出了共赢发展的措施。比如在俄罗斯人担心的西伯利亚铁路运量被分流的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另一方面投资俄罗斯国内的高铁和其他基础设施。在中亚的合作问题上，中国也强调“一带一路”规划与俄罗斯“茶叶之路”的对接，强调亚投行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兼容性”。

　　借助亚投行平台，中国将来自欧盟、中东国家的融资能力，来自澳大利亚、巴西等的上游原材料供给，来自中、韩的工程基建实力进行整合，编入“亚投行体系”，投入到亚太地区旺盛的投资需求上，从而打造一个完整的“亚洲投融资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