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移动5年来25名高管被查 贪腐问题集中在三大业务板块

　　原题：5年来中国移动25名高管被查

　　贪腐问题集中在三大业务板块

　　导致贪腐集中在三大业务板块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和中国移动各分公司权力过于集中、监督模式不透明有关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彭飞

　　5月3日，2015年中央第一轮巡视工作全部结束。根据中纪委网站发布的信息，此轮巡视期间，26家央企中有近20名高管被查，其中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占4人。

　　自2009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因严重经济违纪问题引爆中国移动窝案以来，中国移动高管贪腐落马的事件便屡见报端。

　　法治周末记者对2009年以来被媒体曝光的中国移动高管贪腐报道进行了整理，据不完全统计，5年以来中国移动累计有25名高管涉嫌贪腐被查，平均每年5起。被查的高管除集团总部之外，覆盖了湖北、湖南、山西、河北、福建等11个省级子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被查的25名高管中，16人的落马与数据业务、SP业务(Service Provider，服务提供商，这里特指手机网络的服务和内容提供商)和设备采购直接相关，占比高达60%以上。

　　据媒体报道，审计部门每年会对三大运营商进行重点审计，严密排查。在反腐清理期间，中层以上干部均被要求上交护照。与此同时，从2010年起，中国移动每年都会在其内部召开反腐倡廉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然而贪腐问题始终未曾杜绝。

　　数据和SP业务存寻租空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分类标准，电信业务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其中，数据业务(GPRS，通用无线分组业务)、电话业务等属于基础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短信、彩信等属于增值业务。

　　资深电信分析师曾韬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作为基础业务的数据业务是运营商的主流业务，通常不会外包给别人，而是自己做；而作为无线增值服务的SP业务中国移动通常和第三方公司合作，采取分成制。

　　“中国移动很早就意识到移动互联网将是大势所趋，并对之进行了高昂的成本投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激活了数据业务，也留下了巨大的寻租通道。”知名电信观察家项立刚认为。

　　2010年3月携巨款出逃的李向东，曾担任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原总经理；2011年5月落马的马力曾任中国移动数据部原副总经理，而同一时间出事的叶兵则是中国移动数据部部长；2013年4月被查的天津移动原董事长、总经理权明富也曾主管公司经营、数据业务。

　　“长期以来，数据部门都被视为是无线增值服务的神经中枢。最近几年三大运营商传统的语音、短信业务日渐式微，只有数据业务还保持着增长态势。”国际知名管理专家况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多位被访人士认为，SP业务是中国移动另一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的温床。

　　在项立刚看来：“SP业务依托于数据业务，二者相互衔接。”数据业务利润丰厚，在数据业务中具备话语权的管理者一直以来都是SP商争相发展关系的对象。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移动的SP业务通过与第三方公司合作获取收入分成的模式，对于寡头垄断的电信领域来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一位老SP人曾向媒体回忆说：“这相当于中国移动建高速公路，SP做自由接入，你拿15%的增长，我拿85%的收益，很具激励性。”

　　SP业务外包提成一度给中国中国移动带来高额利润回报，却也带来管理上的混乱，比如垃圾短信、盗号、滥收费等问题突出。直到2011年上半年，中国移动才开始全面收紧对SP的管理，并修订了《业务合作伙伴引入管理办法》等制度，对SP合作商引入制度进行整改，进一步加强对合作商资格的审查。

　　“SP业务是很难监管的，因为运营商把增值服务业务转让给第三方公司去做，这在业务流程上是合理的，不是非法的。但是这里面存在的利益输送如果去查，相对就会比较隐蔽，监管很难渗透到业务里。”况杰告诉记者。

　　设备采购贿赂泥潭

　　从记者整理的数据来看，除了数据业务和SP业务之外，另一条滋生腐败的利益链条依附于设备采购展开。

　　“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三大电信运营商，但是无论网络建设还是利润收入，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都不能和中国移动相提并论。中国移动建设的费用，是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加起来的好几倍，利润是联通和电信加起来的三倍以上。它的营收占了一半的份额，利润占了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网络建设规模也是另外两家的好几倍，去年中国移动建了70万个基站，中国联通和电信加起来都不到70万。”项立刚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移动网络建设覆盖广泛，由此也产生了巨大的设备采购需，2009年以来每年都有高管因设备采购中的受贿问题被查。中国移动25名落马高官中，9人和设备采购有直接关系，涉案领域集中在移动终端设备采购和工程设备采购。

　　资料显示，上月底刚刚因违纪问题接受调查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温乃粘此前曾分管网络规划、网络建设及网络维护相关工作。而湖北移动原副总经理林东华涉嫌收受移动通信设备单位贿赂被查，原中国移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因收受西门子公司贿赂被查，原重庆移动总经理因设备进口贿赂被查。

　　2013年，审计署公布了2005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财务收支审计结果中的15项财务问题。审计抽查发现，中国移动有8家省公司中的651个工程建设项目存在先谈判后招投标、未经可研批复即开工建设、违规采取邀请招标方式确定施工单位、擅自更改评标结果指定中标人等问题；10家省公司1097项物资采购项目存在未公开招投标、各省公司自行采购应纳入集团一级集中采购的项目，或审核把关不严导致不符合招标条件公司中标等问题。

　　多重因素导致监管失控

　　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涛分析认为：“导致贪腐集中在三大业务板块的因素有很多，也很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和中国移动各分公司权力过于集中、监督模式不透明有关。权力过分集中，使得地方大员手握重权，又缺乏有效的制衡，所以容易滋生腐败。”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在国内31个省份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一位曾在电信行业工作过的人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中国移动各省级公司的管理是相对独立的，各省有很大的自治权，这给了地方高管很大的权力。

　　除了分省而治模式，2010年中国移动首先提出并使用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基地模式”。据了解，中国移动共建立了8大业务基地，比如比较有名的四川无线音乐产品基地、江苏手机游戏基地、福建手机动漫基地、广东MM基地。

　　基地模式被认为有利于集中资源发展新兴业务，还引来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模仿。项立刚告诉记者：“中国移动基地模式的初衷是非常好的，它可以大大降低成本、集中管理、提高效率，鼓励省公司竞争新业务，对企业的贡献很大。不过这的确也导致了省级子公司的权力再次加强。”

　　一位不愿具名的TMT分析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实际操作中每个基地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资源聚拢，为相关人员创造了更大的寻租空间。2010年，号称‘无线音乐教父’的原四川音乐基地总经理李向东携巨款出逃便是明证。”

　　“中国移动近年来的贪腐问题‘屡禁不止’，重要因素在于没有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再加上巨额利益的诱惑，那些对刑事风险心存侥幸的人很难独善其身。利益团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影响，导致中国移动内部不断产生‘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腐败窝案。今后如果不能确保监管的清晰化、透明化，类似贪腐事件还有可能继续上演。”北京德和衡律所刑事律师毛洪涛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