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方案始终难产 员工持股试点能否先行？

　　尽管备受各方期待的国企改革“1+N”顶层设计方案至今尚未出台，但是国资国企改革已被中国政府列入今年“经济改革清单”的第二位，提至议事日程表的前端，并被市场看作是关系到A股市场未来几年牛市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一个关键性变量。

　　被视为国企改革之重点工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有了最新进展。5月25日，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2015年度指导监督地方国资工作计划》（下称“计划”）称，今年国资委改革局将指导地方国资委研究制订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试点的管理办法，规范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工作，并研究起草国企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的意见。

　　上述《计划》甫出，中国主要券商机构一片“躁动”，券商研究团队纷纷将目光从“互联网+、中国制造”转向“国企改革”，并认为国企改革有望接棒成为各路资金的热捧方向。

　　5月26日，召开千人电话会议的安信证券研究团队分析称，此《计划》或成国企混改标识之一。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彪透露，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随时可能出台，一旦出来，全国范围内的国企改革将重新换挡，直接驶上高速公路。

　　不过，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原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对此却持谨慎态度。“目前还只是明确了国资委的部门分工而已，强调地方国企员工持股试点具体由国资委改革局指导，但并没有列出具体的操作细则。”周放生告诉界面新闻记者，由于相关重要文件仍未正式出台，目前仍无法得知国企员工持股试点的详细内容。

　　周放生所指的重要文件便是国资委今年1月末已审议的《关于实行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下称“《意见》”），该《意见》作为深化国企改革总体方案的配套文件，被视为重启已搁置11年部分国企员工持股试点的信号，但这份文件至今还未公布。

　　截止发稿前，国资委新闻宣传部门未回复界面新闻的置评请求。

　　而早在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政府高层已明确提出了有关员工持股的议题，即“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员工持股并不是新事物。1984年，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就提出，“职工工资实行多种形式，全额浮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由此开启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探索。

　　此后三十余年，国企员工持股制度的演进历程十分曲折，曾经掀起了多次“高潮”，但是每一次都由于各种原因而被紧急“叫停”。

　　彼时政策制定的深度参与者周放生分析称，新一轮员工持股的概念并不是指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福利持股，而是指以经营管理、科技、业务骨干为主的员工持股。而有望推进员工持股的企业也必须满足“规范化的治理结构、市场化的运营机制、清晰的财务关系”等前提条件。

　　接受界面新闻采访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此轮员工持股应该称之为“管理层激励”更为恰当，最关键的是实现管理层控股，责权利捆绑后对国企改革的步伐有进一步促进作用，更好的实现股权多元化。

　　但刘胜军分析称，真正实现“管理层持股”的操作过程中，由于本身这项制度设计的复杂性，若执行监管不慎，便容易出现短期套利行为、管理层控股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现阶段，部分国企的管理层并不是市场选聘出来的，可能此前就是一个政府官员，去了企业后拿到很多的股权激励，横向来讲，这是不公平的。”刘胜军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把国企高管和官员之间的通道切断，要做到国企高管真正的职业化。

　　界面新闻统计发现，中国地方国企员工持股试点实践已远远走在112家央企前面。从2014年起，各地方国资委已陆续开始推动员工持股试点，已有地方国企上市公司“试水”。去年 5月28日，上海兰生股份宣布拟在贸易板块实施“将经营者利益与公司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制方案”，即公司拟在贸易板块的四家全资子公司中，选择一家作为改制平台，以经营管理团队、业务骨干为主出资设立一家或数家有限合伙制企业作为员工持股企业，兰生股份与员工持股企业将共同对平台公司增资，增资后兰生股份持股比例不低于51%，员工持股企业持股比例不超过49%。

　　而相较之下，央企则显得小心翼翼。以央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为例，该公司在去年年初制定《中国航天科工所属四级公司制企业骨干人员持股工作指导意见》规定，员工持股的总比例不能超过25%，持股员工不超过本公司员工总数的20%。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新时期中国企业员工持股制度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国企员工持股制度处于“分而治之”的混乱局面。而中央政府作为最核心的制度设计者，甚至连当前企业实践的真实进展和具体问题都无法摸清，这使得针对职工持股制度的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迟迟未出。

　　去年10月，国务院便成立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担任组长，中组部、国资委、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人社部、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等部委都是小组成员，但是这并未起到“加速国企改革顶层方案出台”的作用。

　　刘胜军说：“这主要卡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部门利益藩篱，国资委站在他的部门利益，希望国企改革之后国资委还有权力，这里面是政府能否自我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比如央企垄断要不要打破，党管干部现象能否真正退出国企领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