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生：利率市场化不一定降低银行利差

　　搜狐财经讯 （马克）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利差减少和不良率上升等因素，银行业业绩下滑，同时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幕正在拉开，引发了市场的不少猜想。

　　6月13日晚，工商银行前行长、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在北京大学国发院的“朗润·格政”论坛上回顾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历史，并就银行业的未来转型、银行股价、利率市场化、混改方向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分析。

　　杨凯生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此前还担任过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华融是1999年为剥离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而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银行改制两万亿成本全部收回

　　论坛上，杨凯生回忆了两次剥离银行坏账和五大行改制上市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末，在国内国企改制，国外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的坏账率急剧攀升，政府于是成立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接手13939亿的不良贷款。这是第一次剥离银行坏账。

　　有人批评这不是市场化的做法，杨凯生不同意，认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100%是国有的，作为老板，国家有权决定这笔钱放在左口袋还是右口袋。国企改制需要成本，国家决定这个成本由银行来承担，并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银行的负担。

　　在国有银行坏账剥离给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后，财政部下达了包干任务，都超额完成。针对坏账处置成本过高，甚至大于收回资产的批评，杨凯生表示没有任何根据，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营成本是收回额里的7-8%，一万亿坏账收回两千亿，运营成本是两千亿里的7-8%。

　　杨凯生也反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十年存续期的观点。当时有人认为，为防止资产管理公司拖延资产处置进度，扩大损失，增加成本，需要定下时间限制。杨凯生认为，存续期一不利于公司吸收人才，没人愿意到一个马上要关门的公司工作，二会助长债务人逃废债的心理，从而影响资产回收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事实证明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今天还活的很好。

　　2003年五大国有银行为上市进行股份制改革，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第二次剥离银行不良资产，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从央行再贷款获得。

　　杨凯生透露，五大行剥离的资产减去回收的资产是银行改制的真正成本，两次剥离坏账损失资产总额不到两万亿。而改制以来，五大行共上交税收24224亿，财政和汇金的国有股分红11162亿，国有股股权增值24566亿，两万亿成本已经全部收回，可以说改制的收益超过改制的成本。

　　有观点认为五大行改制上市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是外敌入侵和国有资产流失。对此，杨凯生表示，第一，五大行引进的海外战略投资者股权占比都不大。最大的是交行，19%，工行最低，只有8.45%，没有一家超过20%的。第二，引进的海外战略投资者都是溢价进入。第三，引进的目的是引资、增信、和增智。外方战略投资者为银行补充了资本家，增强了海外投资者对五大行上市的信心，也对国有银行改进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起到了一定帮助。

　　目前银行股价没有反映银行真实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

　　2014年以来，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连续上升，引起市场不少人士的担忧。对此，杨凯生表示，截至2014年，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标准的要求，不良率尽管在上升，对比国外同行还是处于较低水平，更重要的是拨备率在220%-250%，就算全国不良贷款一分钱都收不回来，全部冲掉，拨备还有一部分富余。

　　对于银行股的投资价值，杨凯生表示，五大行35%和30%的分红比例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最高，且现金分红率始终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市值方面，工商银行上市时市值10974亿，现在市值18293亿，是全世界市值第一的银行。杨凯生认为市值虽然会随市场波动，但毕竟体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实力，表现了公司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形象。

　　在回答资本市场对五大行估值并不高的问题时，杨凯生表示，银行大盘股的股价问题比较复杂，A股投资者可能觉得盘子太大，炒不动，影响了部分投资者的兴趣。从国际投资者来说，屡屡有唱空中国经济的说法提出，对国外基金经理有影响，但他不认为银行股目前的价格是银行真实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的反映。

　　加快转型是银行下一步改革重点

　　关于银行下一步的转型，杨凯生主要从资产结构调整、盈利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渠道调整这几个角度来分析。

　　五大行的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结构比重高达54%，比世界上的一些著名银行都高，杨凯生认为这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够，直接融资不多，还是靠间接融资，现在银行一年贷款增加量比九十年代十年贷款总量之和还要多。在下一步转型中，资产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重。

　　盈利结构方面，2015年五大行信贷利差收入占总收入60%，21%是资金交易和投资收入，手续费收入为19%，十年来手续费收入占比在增加，利差收入占比在减少。杨凯生认为银行收入结构还会进一步调整，他对比国际著名大银行的收入结构，手续费占到摩根大通收入的40.23%，美银40.74%，富国39.34%，巴克莱31.67%，法国农信29.23%，桑坦德22.67%，汇丰21.45%，都比现在中国的19%要高。

　　杨凯生表示，银行收费多不等于乱收费，关键是没有提供与收费有关的相应的银行服务。银行不应该为了追求收入结构调整搞无谓的息转费。

　　在著名跨国银行比如汇丰和花旗都在收缩全球业务，杨凯生则却提出加快银行业走出去步伐。他认为五大行与花旗、汇丰在国际化方面仍有差距，中国的银行在服务水平方面不输于当地银行，在业务能力上也有优势。由于海外机构利润增速高于境内，从风险结构优化角度来说，应该加快海外发展的步伐。

　　渠道调整方面，杨凯生透露了一组数字，工商银行的电子业务已经占到了全部业务的87.5%，十多年前只有百分之十几；一笔电子业务成本不到0.4元，物理网点一笔业务要1到2块钱，电子业务占比增加为银行降低成本起了很大作用；电子银行的交易额2011年2万亿，去年是456万亿，年复合增长率47%。工商银行每秒钟业务超过2000亿，日均业务量1.7亿笔，高峰时超过2亿笔。

　　如此巨大的业务需要庞大的计算机系统和健全的网络来支撑。杨凯生表示，工商银行从1999年开始到2014年为止，每年在计算机和网络建设方面的投入超过50亿元，所以互联网金融不是买两台服务器，中关村招几个人就能办起来的。大数据也不是数据多就行，还需要时间的积累。

　　杨凯生还认为利率市场化不一定降低银行利差。前不久大额存单业务推出，不少人认为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的利差会进一步缩短，存款人的收益会进一步上升，贷款人的成本会进一步下降。杨凯生认为这样的分析简单化了，从各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看，有的市场的利差反而扩大。美国是一个利率市场化的国家，但美国的银行业的净利差要高于中国五大行。利差水平和利率自由化进程并非线性相关，关键看银行负债结构能否调整，风险评价水平能否提高等等。

　　关于银行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杨凯生始终认为银行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应该是血液、肌肉和骨骼的关系，不是对应和对立的关系。所谓“银行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更深含义是希望银行投放更多贷款，而中国企业还存在是不是需要去杠杆，资产负债率是否过高的问题，光给贷款恐怕不行。

　　杨凯生还认为应避免发展普惠金融的误区，普惠金融不等于简单提高贷款满足度，不等于降低利率等。

　　混改后银行行长不一定市场化选聘

　　在回答搜狐财经提出的如何看待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时，杨凯生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一要弄清楚现在的上市银行公司是不是已经混合了；第二，如果混改指已经上市的大型银行可以或者应该更多吸收更多民营资本进去的话，渠道是畅通的，因为银行已经是上市的，和原来国有公司不是一个概念。民营资本进入银行的通道已经打开，也是应该的，作为一个开放的行业，应该对所有资本一视同仁。

　　第三，民营资本进入银行的目的，投资者要考虑清楚。民营资本进入大银行如果是为了更多的盈利通道？那就要考虑现在百分之六点几的增长行不行。如果民营资本是为了自己的企业贷款方便，恐怕不合规，关系人贷款受到严格控制，关系人出任有关银行的高管、董事、监事都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关于混改以后银行的行长会不会市场化选聘，杨凯生表示，银行行长的产生将来可能会有多元化的方式。市场化选聘是一种方式。但民营银行的行长不一定是市场化选聘，可能是股东邀请，也应该允许。大型银行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大股东出面决定行长，中组部代表大股东决定也有道理。可以在改革过程中慢慢积累经验，看哪种方式更有效，或者说多种方式并存。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