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企业家的命运出路是关注社会

　　8月7日，搜狐财经举办“官商博弈：如何走出潜规则”读书会。著名改革史专家雪珥、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易鹏、知名评论人石述思共同探讨了在中国做企业不可绕过的官商博弈难题，就如何走出“潜规则”提出了各自看法。搜狐网总编辑陈朝华出席并致辞。以下为雪珥的部分演讲内容：

　　雪珥：三位讲得很有意思，我一直在研究政商关系这块，有几点，政商关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算是梳理了一遍，可能以后有机会请军宁老师看看，会有更多更有意思的解读。

　　我自己梳理下来的感觉，我给商学院讲课，大致分了三个历史时期。一个先秦之前，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中国的政商关系相对比较平衡，商人在政治生活当中相对活跃，这是因为国家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政权，商人可以实现用脚投票，你不行了我换地方。资本和人的流动是畅通的，这个环境之下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春秋时期出现很多大资本家，这些大资本家包括孔子的学生子贡、范蠡、吕不韦，他们三个人代表三种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子贡是最健康的，从现有史料来看基本没有依靠不正当竞争关系。范蠡我写了很多文章分析，我认为虽然史料里面包括后世人把他封为商圣，但是第一桶金来路非常可疑。吕不韦资金来历不知道，他把权力当成生意奇货可居，证明他自己也死的很惨。吕不韦是后来的主流。

　　春秋时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从管仲时期提出来对民营资本进行限制，这个涉及到历朝历代尤其当下中国的学界，经济学界和史学界都有这个问题，我自己不算学者，我是商人，曾经在体制内干过，有深刻的体验。我们都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反商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确切讲中国传统社会反的是民营工商业，不反商，中国重视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国营工商业和国有工商业，从管仲时期盐铁专卖卖一直到商鞅实现秦朝改革，走的路子都是由国家由政府对系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有句话是“千年流行秦王政”，秦始皇统一中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符合西方经济学里面关于重商主义的定义。重商主义的定义，国家对资源进行垄断，以此获得更多的税收，以此壮大国家的国防，以此争夺更多的资源。

　　中国商人在传统历史上地位很低，在西汉时期对商人的压抑，到了商鞅时期成为一个法令，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朝为了壮大自己，对外重视商业，包括跟别的国家的商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在招商引资各方面春秋战国都一样，每个国家在招商引资上面都花了大量力气，跟今天的很多地方政府真的是很多政策拿过来就能用，做得非常好。一旦秦始皇每攻占一个国家，把这个国家的工商业者和贵族消灭，这个思想的根源在于管仲，他提出二君二王，一个国家出现第二个君王第二个权力核心，这个国家会受到损害。从实用来讲不谈道德，这是成立的。我给企业家讲案例一样，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管仲提出来“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拍板权是一个人拍板的，这个组织这个机体是无敌于天下的，从国防动员能力来看，“利出二孔者，其兵不诎”，有两个人拍板说了算，这个时候国防力量会小了一半，三个权力核心其国不能举兵，根本不能对外打仗，四个权力以上其国必亡。现在看到很多商界搞经济史的对他批判，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在小规模组织包括企业没到非常大的时候有道理，这种思想渗透下去，政权或者政府应该控制民营工商业者，防止出现第二个领导核心。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被商鞅传承下来，放大到全中国。

　　一直到真正定为法律是从高祖刘邦建国之后，汉景帝大臣晁错提出来“经法律贱商人”，看不起商人，法律上面把商人的地位放低是从汉朝开始的，商人的实际地位是高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被误读的名实不相符，管仲开始士农工商的顺序，商人放的最低，司马迁记载商人不得依丝乘车，不能穿丝的不能乘车，历朝历代对商人有规定，必须穿什么样的衣服，不准置买田产，商人不能有地，只能有流动资本，不能有固定资产，而且商人不准当官。

　　但是实际运转当中，王朝的初期，商人一直被压抑，中期开始结合，到晚期基本走为一体，这是一种利益驱动，你必须看到实际运转。非常遗憾，我们研究各种历史的人只从文本来判断，从文本判断走入误区。写的时候就没信，光看文本没用。

　　第一阶段一直持续到宋朝，宋是一个巨大改变。日本人把宋朝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有一定的道理，宋朝开始走入平民社会最大的标志就是允许各阶层的人包括商人在内可以当官了，宋朝开始大规模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干部，选拔公务员，废除了之前主要是贵族子弟世家子弟才能当官的传统习俗。执政基础的扩大就带来一个问题，新一代的领导干部上去，没有祖产没有留出来的财产怎么办？宋朝就废除官员不得经商的记录，宋朝开始大面积官场贪腐。不能对官员贪腐做简单的道德判断，某种程度某个时段上可能是一种政治转型或者社会转型带来的伴生现象。官员家里八辈子贫农，上来后手上有资源，总得过体面生活，不能像海瑞那样过。

　　从宋到明清，中国民营工商业加速与权力结合，这之前政是压抑商的，宋以后法律上面废除商人的第二地位，士商之间合流。清代晚期，在清代尤其最后政改的时候试图以商带士，在1903年通过《商会法》，鼓励商人们建立商会，给商会赋予了很大的司法权，可以进行司法裁判，有司法仲裁，相当于现在的仲裁庭。为什么赋予商人权力？因为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光靠机体推不下去，试图绕过这个机体把民间的力量发动起来以后倒逼政权的机体本身改革。

　　中国当代的转型几个阶段有四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现在三中全会出来以后我个人感觉到某种程度回归。倡导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回归到技术层面。我们忽略了管理细节上的东西。30多年来我们接受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现在还没接受国家管理也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技术，有共通性。我们恰恰在这方面不去研究它。

　　还有三中全会提出来社会组织管理、社会组织创新。去年我们搞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创新的研讨，就我所听到的感觉比较犀利，还是提供了很多有意义建设性的东西。这个跟清代以商带士的想法某种程度上是暗合的。

　　对当下的判断，我个人跟易鹏老师相对比较接近，现在是到了结骨眼上，首先需求有了，我们大量经常跟企业家们在一起，需求已经产生了，原来的政商关系已经无法持续。第二，现在企业家大量大面积到了代际传承，我经常给民营企业家讲课，很明显富二代接班之后无法传承老的东西，传不下去，这个东西没法传，只能靠感觉。在澳大利亚在美国从十来岁开始过这种生活的，哪怕是留学垃圾，哪怕混在那里英文也说不好，但是毕竟看到了国外，让他再跟一个乡长镇长一个税务专管员搞关系，他做不到，低不下这个头。富一代创一代很多草根出身，富二代至少家里有钱，不说贵至少富，导致对现有的政商关系无法再做下去。第三非常关键的，体制内的需求也产生了，被反腐打了以后，各地官员官不聊生，希望提供一种规则性的东西，我同学会能不能去？我哥儿们之间来来往往的，界限究竟在哪里，这实际上是三十几年来，到这个结骨眼上中国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都已经很难受。我说你们别装，当年你是哭着喊着对人家对你潜规则，现在像样了，好像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别人是施害者，没必要，权力和资本的关系是通奸的关系，不是被强奸的关系。双方觉得不明不白不能过下去，应该双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包括有没有可能学术精英的介入，在中国探索出一条路。

　　中国有没有希望？当然有。中国有没有危险？危险是非常大。我们曾经探讨过社会治理。两亿六农民工，实际有可能超过四亿，这就是历史上的流民，政商关系只是权力和资本的小的体系，真正的危险是整个社会利益分配大家都不满。这时候精英们如果还不站出来，中国会实现又一轮逆淘汰。我跟企业家们讲，别担心什么富不过三代的问题，那是扯淡的问题，讲一天的课几十万请人家来讲二奶三奶之间怎么平衡，没二奶三奶的教授们怎么平衡二奶三奶？中国的问题是能不能活过三代，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一百年或者一百五十年，最多不超过两百年，中国人口大消灭，你看中国的人口史，每次都是人口的大消灭，消灭最多的时候三国消灭70%以上。活都活不过去还讲什么富不过三代。企业家的命运出路在于先把“平天下”放在前面，别想着我光把家搞好，你还需要关注社会，关注社会就是关注你，大多数人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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