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正在损坏不断成长的世界资产价格大厦，受到伤害的名单里自然也有中国。如何把金融市场的“熊娃娃”变成“牛娃娃”，这是对现代中国人才智的深刻挑战，也是中国建立世界性资产定价权的第一步。单凭国家金融手段挽救金融市场难以完全奏效，可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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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体经济的超级投入改变总需求，打开中国新的增长路线，这是翻转中国股市链式危机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救市代价最低的战略。对中国而言，这是机遇而不是负担。
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正在损坏不断成长的世界资产价格大厦，受到伤害的名单里自然也有中国。如何把金融市场的“熊娃娃”变成“牛娃娃”，这是对现代中国人才智的深刻挑战，也是中国建立世界性资产定价权的第一步。以中国的发展资源、社会承受力和战略临界点的综合景况，解决金融危机必须选择既快速敏捷又出手得胜之道，单凭国家金融手段挽救金融市场难以完全奏效，可行的路线是迅速从中国经济的优势领域入手，推出大规模实体经济超级创新振兴计划，强力改变经济增速的换挡，实现结构的柔性调整。这就需要我们推动救市战略从金融体系的一维角度转变到实体经济创新的二维高度上来，因为中国经济增速的本质在于实体经济；从直接挽救资本市场转变到大规模推进实体经济振兴计划，即资本需要扎根于中国实体经济，这个基础并没有崩溃而且很有强度；从货币政策的守底战略转变到实体经济有选择投入战略。以实体经济的超级投入改变总需求，打开中国新的增长路线，这是翻转中国股市链式危机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救市代价最低的战略。对中国而言，这是机遇而不是负担。
结合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能源革命而展开的智能建筑、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能制造、生态大国建设是世界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兴奋点，把我国在这些领域的超级建设计划提前付诸实践，应该是改造世界新产业预期的理想爆炸口，也是实现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本钱。谁掌握了这个制高点谁就把握了世界新的实体经济建设的制高点，谁把握了正确的预期谁就能够掌握宏观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我国正在规划的至2030年40万亿的生态建设投资计划就是医治当前资本市场病患的妙药良方。
40万亿生态大国建设计划
具有改变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双重功效
2015年11月30日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届时19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签约国以及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科学集团联袂出席，大会要求各国在2015年底前尽早通报其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因此，这个会议不但是重要的国际气候减排大会，也是重要的环保投资竞赛大会。
本轮A股大幅下跌之始，6月30日中国公布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INDC)报告，“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中国还将继续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在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和城市、沿海、生态脆弱地区形成有效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机制和能力。”针对上述目标，国家发改委的有关部门测算并规划，以2010年的价格计算，为实现这个目标，至2030的未来十五年，中国大体上需要投入41万亿元，而且有关政策、措施和工程项目已在规划或制定之中，业界公认的预期投资规模将超过40万亿，本文称之为生态大国建设计划。
目前正处于本轮股市危机加重之际，面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波动，我们主张应该加快公布这个40万亿投资计划的战略目标、实施方案和路线图，刺激中国经济增长新的总需求，改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市场预期，重新找回中国经济增长的自信。生态大国建设计划应该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及时雨，生态大国建设计划也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美国就是金融危机之后成功重建生态经济奇迹先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电力系统已经基本实现了清洁能源转型，截至2013年底，美国发电装机容量大约为116000万千瓦，其中天然气装机容量48700万千瓦，占比高达42%；核能装机容量为10700万千瓦，占比9.25%；风能装机容量为6000万千瓦，占比5.2%，美国清洁能源发电已经接近60%，而美国煤炭装机容量仅为33300万千瓦，占比29%。更换能源系统并把其转换为清洁能源系统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生态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美国成功实现了清洁电力居于主导地位的能源系统更换，这是现代产业经济的重大创新，值得中国借鉴研究。截至2014年底，中国发电装机容量136019万千瓦，这个装机容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在这个总量之中，火电装机容量为91569万千瓦（含煤电82524万千瓦、气电5567万千瓦），火电占全部装机容量的67.4%。这个比例定义了中国能源体系的性质，它仍然是一个高碳、粗放的运转模式，生态大国计划需要我们更新现有的能源系统，这些创新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目前金融危机还没有深度波及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属于“熊娃娃”的阶段，此时果断启动生态大国的建设计划，具有改变我国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双重功效，预期重大，意义深远。
值此巴黎国际气候会议召开的前三个月，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也将陆续推出生态经济建设计划，一轮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大规模国际产业革命将逐步展开。在这个转变中，加快推出中国的生态大国建设计划将重新塑造中国经济成长的可行路线，可以调节全球生态经济的总需求！中华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巨大特点就是能够接受危机惩罚，高效率地应对艰难挑战。2015年股市危机应该带来新的百家争鸣、百花开放的产业创新局面，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倡导生态大国计划，就是要为社会创造一个历史舞台，把中国的现代文明能力打造出来。
加快推出16万亿智慧城市建设振兴计划
智慧城市是下一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能源革命的主要实践平台。在目前全国城镇核心区，建筑设计存在问题、房屋抗震性能没有达到合理标准、建筑质量整体或局部不合格、严重耗能、房龄三四十年以上的旧危房屋面积大约40亿平方米。未来四年内，通过智能生态建筑的方式分期分批改造这些旧危房屋，可以实现房地产关联产业的集群转型，可以推动我国经济延续高速增长，还可以成就我国集成消费的创新形态。
我们建议，自2015年始至2020年的五年半内，每年投资3万亿元左右，2015年按减半计算，合计投资16万亿元，大力发展以智能建筑为突破口的智慧城市建设。这些智能建筑可以集新的物联网、新能源、大数据、智慧医疗、先进社区管理于一身，形成智慧城市建设的主体，通过内外开放建设，实现多位一体的经济增长目标，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标志。40亿平方米的智能建筑建设应该面向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开放，力争成为未来世界智能建筑建设的潮头，并且使中国具有引领智慧城市革命的远大机会。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本次启动的16万亿的智慧城市建设计划，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4万亿建设，它们拉动的产业、形成的市场体系、稳定运转的商业产业模式、对时代创新的影响力是截然不同的。
智慧城市建设是软硬实力结合的变革，其中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智慧能源建设，特别是分布式能源的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到2020年要将现有分布式能源装机容量再翻一番，能源装机规模大约达到1.87亿千瓦，占到同期美国装机容量29％。德国也计划到2020年分布式能源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25%。而根据有关规划，到2020年我国计划在全国规模以上城市推广使用分布式能源系统，天然气装机规模达计划到5000万千瓦，这个规模大体仅相当于2020年我国装机总量的4％，即使加上小水电、小型风电、城镇建筑光伏等装机规模，预计装机规模大约在1.3亿千瓦左右，难以实现替代煤炭并优化能源结构的力量。我建议，到2020年提高我国各类分布式能源系统装机容量达到20%左右，相当于装机容量达到3亿千瓦；同时到2020年营建约100万个分布式能源系统，发展500万个以上智能用户微网。如果我国实现了3亿千瓦分布式能源装机总量，基本上可以形成分布式能源装备的产业化，这非常值得实践。
目前，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亟待形成并需尽快转为增长的主要力量，新的经济之锚不是扬弃大规模投资、集成化工业建设、强化出口等的经济发展形式，而是对其内容进行修改、升级、颠覆。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智慧交通、智能工业、智能建筑、智慧健康等产业的国际市场正处于上升期，产能是短缺而不是过剩，这些产品需要适用未来较长周期而不是短期试错。以这些先进技术+希望产业为基础构建的二维视角来看，可以预计中国经济不应该减速；而从传统基建、重化工业、出口导向等一维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处于换挡减速，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维度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个愿景应该清楚地向社会表达，修改悲观预期。通过至2020年投资16万亿的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整体拉动中国21世纪的产业力量，这个超过3万亿美元的高科技经济平台是中国经济特色的产物，纵观美国、欧洲、日本都不可能构建，它是中国高科技经济的快速道路。
开展基础设施革命符合世界潮流
中国城市地上实现了现代化而地下基础设施不够现代化。城市地下管线种类繁多，包括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通信、广播电视、工业等8大类20余种管线。根据有关统计，中国城市仅供水、排水、燃气、供热四类市政地下管线长度已超过200万公里，而管廊现代化可以整合为50万公里左右，所需资金8万亿元上下，这将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地下基建改造，结合城市用户的综合消费，具有互动收入稳定、资产质量上乘、可持续运营能力强大、商业体系完善的发展前景。
建议将基础设施革命作为新的国家级大战略整体推出，2015年内即公布有关计划，借此高科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把股市的危机变为生机，启动中国地下基建的商业创新。地下基建变革可以全面吸收集成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纳米材料、无人机等技术，实现用户设施与城市设施、国家设施的生态互动，解决智慧能源设施的商业模式的成功运行。
与此同时，发展地上基础设施的前景也非常远大。以营建发展天然气管网为例，产业发展还有巨大空间，到2020年前我国需要建设与国家电网同等重要的全国燃气网络，以满足清洁能源转型的需求。我们认为，到2020年我国天然气主干管道里程达到15-18万公里以上较为合适，这意味着需要启动世界上最高速的燃气设施建设。此外，智能水网、智能热力网络、智能电网等建设的需求也非常巨大。
开展基础设施革命也符合世界潮流。伴随着巴黎气候会议的召开，奥巴马总统希望2016年携手国会，拨款近5000亿美元用于修缮和建设各种基础设施。这个投入和规模将推动基础设施成为美国产业复兴的第二战场，一旦获得较大突破，更新现有的美国基础设施将成为创新平台。而此前，欧盟2010年11月10日公布了名为“能源2020”的未来十年欧盟能源新战略，计划完成泛欧能源供应网络的基础设施改造，欧盟计划10年内投入至少2万亿欧元。
新型城镇化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
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本国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再是钢筋水泥的拼盘，应该成为纳米等新型建筑材料、新能源基础设施、先进通讯技术、人工智能应用等先进技术的集成革命。目前我国有近2万个建制镇，1万多个乡。在这个村镇体系内，全国村镇实有的房屋建筑面积330亿多平方米，其中住宅270多亿平方米。由于没有推行村镇房屋的商品化改革，也缺乏统一规划和先进的建筑设计服务体系，近二三十年内，许多村镇房屋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如此反复，不但没有转型为绿色建筑，反倒成为钢筋和水泥的混合物，这种分散村镇、个体化的村镇房屋改造，是中国目前最浪费资源的领域，也是世界上最沉睡的财富。
根据村镇建设统计公报等有关统计资料判断，每年全国村镇竣工建筑面积大约有8、9亿平方米左右，其中住宅大约5亿平方米左右，主要依靠农民自主投资。为此，有效推进村镇房屋市场化的产权改革，村镇房屋的个体化建设的主流体系就可能转型为统一规划、设计合理，充分使用节能化技术、商品化、集约化和楼宇化的商品房屋，这个转变将造就中国城镇化的第二战场，拉动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增长。目前全国城镇郊区和接合部的农业人口接近农村人口的一半，这个区域的农民住宅大约有100亿左右平方米，这是中国发展生态智能化经济不可多得的本钱和财富成长方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突破，新型城镇化应该不断调节其发展机制，拓展中国经济新的成长空间。
有必要加强中美政策互动
我一直认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主要包括中美两国，美联储调节着全球资本，中国调节着国际主力需求和工业能力。如果说美联储是全球的资本央行，那么中国则是世界产业的央行。资本央行与产业央行需要建立有机互动机制才能解决全球问题，如果彼此政策碰撞，金融市场就会失去秩序，其结果是中美都不可能从中受益。中美分工是世界经济的压舱石，中美之间需要友好合作。
作为产业央行的中国应该先期行动化解这个困局，逐步发挥好产业央行的独立作用，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也是发挥中国这个产业央行作用的合理表现。科技革命、商业革命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应该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股市、汇市、油市、金市、铜市等是它的资本表现。据此，传统投资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出现问题，但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包括200亿平方米村镇房屋的商业化、智能化、低碳化建设）、智慧城市实体建设（包括40亿平方米旧危房屋智能化改造）、生态健康大国发展计划（包括更换新的能源系统、智慧医疗、环保经济等新型投资模式）驱动中国经济没有问题。两者都是投资驱动，但是它们拉动的产业类别不同、作用的经济结构层级不同、产业运转的市场操作规则不同，新型实体经济投资模式反而是改变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问题的颠覆性武器。经济增速换挡是被动的，经济增速换位是主动的。把握住这些机会，可以重振中国经济活力，挽金融市场狂澜于既倒。
我们认为，美国、中国、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已经构成了一个复式阶层链导体系，美国位于中国上方，新兴市场位于中国下方。对于中国而言，阶层的联动效应与国内市场的反应同样强烈，采取股市、汇市齐动救市战略可能会制造两个危机市场。为此，人民币应该改变贬值战略，建立中国与其他国际货币体系的良性互动的交流机制，人民币贬值可能微观上保护了中国制造业，宏观上却会逆转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局面。目前，空方力量对价的目标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打击的对象不一定在中国国内，人民币贬值可以使得空头选择在美欧和新兴国家两个市场间兴风作浪，反过来也必然冲击中国，这是一个零和游戏，中国不应该输掉。为此，转换救市战略，以振兴实体经济解救资本市场的难局是一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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