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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鸦片战争》(组图)

来源:新京报
烟枪、烟签与烟灯。
烟枪、烟签与烟灯。
流行于20世纪初的戒烟丸。
流行于20世纪初的戒烟丸。
中国南方的鸦片吸食者。
中国南方的鸦片吸食者。
西方电影中的“傅满洲”形象。
西方电影中的“傅满洲”形象。

  “在上午三点到五点之间攻击,”一个胖得没有脖子和下巴的中国官员,慵懒地斜靠在椅子上,向书记官发出指令,而之所以选在这个时候,是因为“那是"虎日"的"虎时",而且正好在"虎年"的……”“是,我知道,是"虎月"!”点头哈腰的书记官很快答道。

  这个场景从未真实发生过,在理解、评价鸦片战争时,却极富意味。

  搞笑“桥段”背后的历史健忘症

  实际上,上述场景来自一本英国相当畅销的儿童历史漫画丛书中的一本《蛮横鸭霸的大英帝国》里的一幅漫画,讲述的是1842年3月10日的宁波之战,按照这本书的说法,这场战争是“中国人甚至意外地帮助英国人在宁波城屠杀自己”。画这幅画的作者认为中国人失败的原因是“中国人迷信老虎”,尽管中国人知道英国人已经有所准备,但是他们“相信所有的老虎会帮助他们”。

  考虑到这套历史漫画卖得很是不错,BBC根据漫画改编的迷你剧也收视率奇高,所以应该有成千上万英语世界的人通过这本书了解到大英帝国与中国发生过这样一场战争,发生这场战争的原因是“19世纪早期,在印度的英国人卖药品给中国人大赚一笔。这种药品是一种叫"鸦片"的止痛剂,中国人吸这个东西直到上瘾,许多人吸入过量致死。中国皇帝试图禁止英国鸦片商,所以英国政府与他开战。他们希望自己的鸦片商能继续从鸦片中赚取暴利”。而且战争中还有如此可供一笑的桥段。对绝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这就够了。

  这种解释当然不能说是错的,甚至很多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可能也仅止于此,最多再加上“林则徐”、“虎门销烟”、“《南京条约》”和“割让香港”这几个词语。是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民众,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是“国耻”,需要被牢记。但究竟要记住什么呢?毕竟那场战争已经足足过去175年了,记忆的模糊理固宜然。而且,一个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事物有必要斤斤计较于它的过程和细节吗?

  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当今绝大多数历史健忘症的主要病因,对历史的漠不关心甚至是刻意掩饰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态度,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果也并不重要,因为这个时代面向的是未来。历史的作用是提供现成的经验、教训,还有像刚才提到的那个“虎年虎月虎日虎时”的搞笑段子,让人们在急速奔向未来的道路上可以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

  所以,蓝诗玲的新作《鸦片战争》,可以说是一剂专治健忘症的灵药,尽管作者在中文版的序言中说它是“想提醒健忘的英国读者,我们国家过去曾经从事过鸦片贸易”。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治疗中国读者健忘症的一剂良药,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于接受中国历史教科书提供的固定的视角了,以至于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有意或是无意地忽视细节,而恰恰是这些细节,才是打开历史本质的一把钥匙,中国人需要知道,当时英国人将这场战争视为一场文明帝国对衰败腐朽的未开化国家的正义之战;中国人也需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官僚是如何通过篡改事实和文过饰非将一败涂地说成是大获全胜。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和后人讲述的历史也许不是同一段历史,而这正是历史的玄妙所在。

  因此,我们不妨以历史课本上那幅著名的《南京条约》签订情景的图片(可参见B01版封面图片)为起点,看一看曾经真实发生的鸦片战争是如何变成教科书与历史著作中《鸦片战争》的。

  书写与想象:假如中国战胜了

  如果你仔细观看图片的中间部分,会看到大清帝国的钦差大臣耆英和两江总督牛鉴坐在谈判圆桌的一边,而英国代表亨利·璞鼎查则坐在另一边,尽力做出镇定的样貌来掩饰自己的不安,相比起来,耆英和牛鉴却显得异乎寻常的平静,没有任何矜骄之态,尽管后者才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而现在,胜利者和战败者都共同围坐在这张圆桌前,准备签订一份和平条约。尽管这份条约的开头冠冕堂皇地写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但对英国来说,却是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按照条款,大清帝国臣民可以在大英帝国本土及各殖民地自由贸易通商,并在各通商口岸和主要城市派驻领事、管事等官员,对当地清国臣民自行处理,不受英国法律管辖,同时赔偿中国2100万两,折合2900万元。

  尽管在座的两位中国官员相当彬彬有礼,但在场的每一位英国人都知道,假使他们不签署这份条约,那么战争还会继续。大清帝国的舰船已经对英国海域进行了全面封锁,船长是经验丰富的中国老将杨芳,尽管他已经71岁,但宝刀未老,这位沙场宿将曾经以极为残忍的手段平定新疆张格尔的叛乱,并将后者俘获,带回北京,在闹市区千刀万剐。谁能保证他不会指挥军队对伦敦的市民下此杀手?维多利亚女王已经将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求和特使璞鼎查身上,而就在和谈期间,清朝舰队还在持续炮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港口。战争与和平,只在一刹那之间。

  在场的洛赫爵士悲哀地写道:“这是个悲哀的场景……在中国古都的城墙下,在英国军舰的船舱里,英国被迫签下了一个条约,由特使在中国的龙旗下签署了。”在日后英国的历史上,这个屈辱的条约被称为“南京条约”,而中方则得意地称为“万年条约”。洛赫永远无法忘记,在条约后的宴会上,耆英像个“近视眼的老太太一样,用手捏住那美味的食物,投进亨利爵士的嘴里时,亨利爵士所做出的那种被迫顺从的表情”——他吞下的是一枚苦果。

  好吧,这一切当然都是杜撰之辞,因为今天的国人都知道,1842年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的是中国人。但这种杜撰却并非毫无意义,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鸦片战争不仅决定了两个国家之后的不同命运,更决定了两个国家对这场战争的不同书写:胜利者的书写与失败者的书写。

  蓝诗玲的这本书其实恰恰提供了作为胜利者的英国和作为失败者的中国的两种书写方式,充满讽刺性的对比比比皆是。即使是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也会出现两个版本。不妨仍然以最开头提到的那场宁波之战为例。那场战争的指挥官,也就是吩咐书记官要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进攻的官员,是道光皇帝的侄子奕经,这个故事确实充满了喜剧色彩,充分显示出当时中国人近乎于荒谬的乐观精神,根据梁廷枏《夷氛闻记》的记载,奕经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充满老虎”的日子里发起进攻,是因为他在杭州西湖关帝庙求签时,签语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汝保平安”的句子,所以他定下了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即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发起进攻,这也是他以贵州总兵段永福为进攻主将的原因,因为段是寅年出生的,为了确保预言万无一失,他还挑选了很多兵丁戴着虎头帽子进行作战。

  而英国人的记述则补全了这场战争的结局,那些戴着虎头帽的中国士兵在距英军100步外就被射杀,“当英国人翻检他们的尸体想洗劫一些东西时,他们在每具尸体上都发现了一个装有6元钱的小钱包,这是奕经赏给他们的,是对他们2月13日头戴虎头帽前来圆了奕经卦辞的奖赏”。

  胜败颠倒正是历史玄妙之处

  即使是关于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双方都有不同的解释,英方的战报声称清军损失五六百人,而英军没有阵亡的报道;而奕经上书给皇帝的奏折则声称英军被杀四五百人,包括其头目巴麦尊。只是因为英军数量众多,达1.7万人(实际上最多只有3000人),汉奸烧毁了清军的兵营,所以才未得大捷。就像蓝诗玲所指出的,奕经“编得最出色的神话是铺垫根本不存在的舟山之战”,这让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双眼花翎的奖赏。

  胜败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颠倒,而这仅仅是两种历史书写的对比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段细节。事实证明,中国官员甚至还想颠倒整场战争的胜败结局。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场景。尽管今天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一次丧权辱国的战败条约的签订,但在钦差大臣耆英的妙笔生花之下,这场和约的签订却成为了又一场胜利,就像他对自己的仆人张喜所说的那样:“活江浙亿万生灵,保全甚大,积德不小”,而张喜也以欣喜的笔调记录下了条约签订后,“钤以关防完迄,众情欣喜”的欢乐气氛。

  这毫无疑问是谎言,与这段开头的杜撰相比,更令人觉得可笑,但当时的中国官员却做得一本正经,甚至他们心中也未必不认为这是一场稍加变通的胜利,因为中国的目的达到了,夷人罢兵言和了,天朝的体面也保留了下来。所以,它就因为这种方式成为了两种书写的其中一种合理地存在。

  而对英国人来说,他们自认为是毫无疑问的胜利者,而这场战争也因其胜利而被道德化,就像蓝诗玲书中引用《伦敦插图画报》中兴高采烈的报道一样:“中国是人类中的一个大家庭,已经与世隔绝很多个世纪,现在要加入国际社会、与世界其他国家互相打交道了。她有众多的人口,现在冲破了长久以来包围她的愚昧和迷信,将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享受更为宽广之文明的自由,进入不可限量的辉煌前景”。一场毫无疑问的侵略战争,就被如此粉饰成为一场将中国从自我隔绝的蒙昧中解救出来的正义之战。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历史的玄妙之处:它本来应该有一个真相,却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版本的书写。而这两种可能都是真相,也可能都是谎言。

  “傅满洲”与“东亚病夫”

  现代中国最不缺少的,恐怕就是真相和谎言。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中国史就是一部真相和谎言缠斗的历史,而蓝诗玲所展现的鸦片战争的历史,同样也是如此。因为鸦片战争不仅仅是战争本身,更是战争之后更为漫长的历史记忆。人们如何理解历史,很多时候,比历史本身更为重要。

  当鸦片战争本身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后,这种历史记忆便开启了,炮火和胜利中的英国和面对残垣断壁的中国,自然对这场战争有着完全不同的观感。在西方,沉醉于胜利的人们当然要为这场确定无疑的大胜背书,这种背书的方式是将鸦片战争附于道德化的理由,将对手贬低为无知无识的野蛮人。

  19世纪的大英帝国如日中天,其急速扩张的事实足以证明其文明的优越性,因此在它面前的落败者就理应沦为未开化的野蛮人,战争则是教化野蛮人的方式之一。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师用鞭子抽打不听话的学生一样。而中国这个不听话的学生尤为恶习不改,甚至像烂苹果一样有传染整个果篮的危险。蓝诗玲引用的一个1892年英国流行男童漫画杂志《好朋友》里的调查恰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群调查员走访了伦敦东区最臭名昭著的一座鸦片烟馆,在这座阴暗、幽闭的烟窟里,他们看到里面20个铺位上躺满了僵尸似的烟鬼,他们正从“饱吸毒品”中“获得惬意的享受”。而邪恶的店东则“长着一双小猪的眼睛”和“一嘴失去光泽的蛀牙”,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讨好地招呼着调查员:“进来吧,朋友,来一锅烟?”

  这种丑陋的行为自然令人发指,毫无疑问传达了一个堕落种族的恐怖寓言,甚嚣尘上的“黄祸论”也由之而来,中国人也被视为一群道德低下,有暴力倾向的排外种族,而1900年的义和拳之乱,更证明了这种恐怖寓言的真实性。一名叫萨克斯·罗默的小说家因此创造出一个名为傅满洲的可怕角色:“想象一下这个人吧,高高的个子,清瘦精干,敏捷如猫,高耸着肩,长着莎士比亚般的额头,撒旦般的面容,剃得光光的脑袋,一双有魅力的细长绿色猫眼石眼睛,他的身上有着整个东方民族的全部残忍狡诈”,满脑子企图征服世界的阴谋诡计,他也是西方恐华症的代表。

  直到今天,在西方人最深沉的噩梦中,傅满洲仍然是那个企图撬开西方文明房门,把毒蛇放进来的中国恶魔,至今,在伦敦的一些玩具店里,你仍然可以看到这个塑料的恐怖玩偶和德古拉、木乃伊这些吓人玩具放在一起。在美国即将上映的高票科幻电影《复仇者联盟:王者万岁》中,也有一个企图统治全世界的邪恶东方人,他的名字叫“满大人”。

  而对中国人而言,鸦片战争却成为一场民族病的发端,正是这场战争的起因,罪恶的鸦片,使中国人染上毒瘾,堕落为“东亚病夫”。恰如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严复所说的那样:“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

  因此,在鸦片造成的“东亚病夫”的耻辱心的驱动下,中国开始了他的自强运动。引爆战争的鸦片成为了中国一切罪恶的源泉,它被定义为中国的病态,是中国特有的疾病,是中国被列强欺凌的象征。鸦片甚至被当成是一种刻意的阴谋,是“英人以此促华之亡”,而华人“不悟而吸之,可谓大愚”。

  因此,反抗鸦片,也就是反抗这种耻辱的核心,而反抗的表现,就是反抗帝国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书写中,鸦片战争是一切耻辱的开端,而鸦片是耻辱的源泉。任何抓住了这一点并且声音最响亮的人,都被推上(或是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当蒋介石发出“自鸦片战争……国民一致的要求,是雪耻图强”时,他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便席卷了整个中国,人们也将他视为民族的领袖人物,相信他可以根绝鸦片以及由之而来的“东亚病夫”的耻辱。而他的对手毛泽东,则在建立新政权后全力禁烟,鸦片贩子被就地处决,一部分幸运的人被送去劳改。到1960年,毛泽东宣布鸦片烟毒已经在这个国家里绝迹了。就像蓝诗玲在这本书的最末所引用的毛泽东的名言,中国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污点,可以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

  但那场175年前的战争并没有真正被遗忘,至今它仍然是中国人汲取爱国主义的源泉,中国近代史从它开篇,在博物馆、纪念馆和一般的历史读物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就像蓝诗玲所说的,它就像一场纷繁复杂的戏剧:投机取巧的伪善和明目张胆的谎言,歇斯底里的想象和义愤填膺的呼号,一起编织进了这场被笑料、记忆、档案、传说和神话共同构建的鸦片战争的宏大戏剧之中。

  “一场毫无疑问的侵略战争,就被如此粉饰成为一场将中国从自我隔绝的蒙昧中解救出来的正义之战。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历史的玄妙之处:它本来应该有一个真相,却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版本的书写。而这两种可能都是真相,也可能都是谎言。”

  B02-B03版撰文/新京报特约撰稿 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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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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