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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堂手札中写给袁世凯的密信，第一句“慰公”即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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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谭献，号复堂。
一看到“复堂”就感到亲切，有“久违了”之感。《复堂词话》是我初学诗词时熟读论著之一。五六十年前，它与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冯煦的《蒿庵词话》合在一起，纳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出版问世。
官位低却多与名士书信往还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论述古典文学要严格遵守“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规则去评论一切作家、作品，这样大部分古典文学作家、作品很轻易地就被一些理论家打入否定的行列，因为绝大多数作家都是出身于地主阶级，有的还是豪门显贵，甚至是皇帝——如南唐后主李煜。地主阶级当时正处在被打倒管制之列，反映这个阶级思想意识的作品怎么能成为新中国青年的精神食粮呢？那时连出版《唐诗三百首》都成问题，邓拓先生为了适应时代还为中华书局策划编了一本《新编唐诗三百首》，里面选了许多所谓的古代人民创作的“民歌”，如“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宁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之类，可笑之极。这本书曾流行一时，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
如果把出身地主的作家的作品一一清洗出去，文学史还教什么呢？就剩一些“民歌”、“民间故事”之类？那会儿还强调向苏联学习，许多苏联文艺理论家也在中国大学教课（如毕达科夫等），而且苏联向外推销其古典作家也都很积极，早的如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晚的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他们哪个不是贵族地主出身（斯大林从不打压俄罗斯古典作家）？当时苏联理论家为他们辩护的理由是高尔基的一句经典论断——“形象大于思想”。换句话说，这些作家不管是什么出身，也不论他生前干了什么，他们创作的文艺作品的形象永远大于他们想表达的思想意识。换句话说，他们本人是地主、但创造出的艺术形象可能是反地主的。
这启发中国的理论家，有的也借此为自己喜欢的古代作家辩护。例如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主观上是抒写其失去小皇帝宝座的悲哀，但抗战期间被迫流亡的千百万中国人读了这样诗句也一样会共鸣。还有学者发现中国传统文论中也有这样的意识，如清末著名词人谭献曾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也是告诉读者阅读诗词等文学作品不必紧跟作者，亦步亦趋，文学作品的意义完全可以溢出作者要表达思想感情之外。于是“形象大于思想”这个外来的文学概念本土化了，这是我熟悉谭献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谭献是以词论家的身份走进我们这代人视野的。后来才知道他的学术视野很开阔，在经学、史学、诸子、校勘诸方面均有涉猎、而且有所发现。谭献一生功名仅至举人，数次会试都未能踏入进士的门槛，后来通过“纳赀”（通俗地说就是买官，但这是朝廷明码标价出卖的，并非私下买卖）做了几任县一级的官员。其官位不高，但交际却很广泛，与他往来的虽然没有什么高官显宦，但硕儒名流确实不少。这与谭献的生活环境（江浙一带宋代以来就是文人渊薮），以及谦卑好学、为人随和有关。因此才有那么多名士与之书信往来，积存下大量的“手札”。
所谓“手札”就是亲笔书信，清代科举注重书法，有意进取的文人都要花大量时间与精力练习书法，留下的手迹大多楚楚可观。朋友之间把往来的书信保存下来，装成册页随时翻看，既忆及友情，又欣赏书法。前辈耆宿黄炎培先生书信手迹极为秀美，听说毛泽东晚年常常躺在床上翻阅黄炎培早年信札。
“手札”见证好友噩耗
本来是写给谭献的手札怎么会到钱基博先生手中呢？这个在书的《题记》有说明：
辛亥之春，袁爽秋太常（昶）夫人年六十，亡友徐君薇生以谭紫镏之请，属予为文寿之。而以余不受润金，因检紫镏所藏先德谭复堂先生（献）师友存札一巨束相受以为报。
这篇《题记》提出的许多事情是现在读者较为陌生的了。所谓“徐君薇生”是指徐彦宽。他是无锡人，也是少年早慧，“年未二十，已著成《六十四子校勘记》及正续编《经解精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博通文史。他与钱基博先生既是同乡，又是同行。《题记》中说的谭紫镏是谭献的次子，当为谭瑜。谭瑜与徐彦宽是郎舅关系，谭的妻子是徐的姐姐。
为什么庆祝袁昶妻子六十大寿谭瑜请钱先生写寿序昵？这要弄清袁谭两家的关系。袁昶是谭瑜父亲谭献最相好的朋友之一。二人是君子之交，这在袁昶给谭献的书信中也可见一二。“手札”中保留袁昶的书信二十八封，量居第四。庚子事变中袁昶为了国家利益，坚持己见，勇于献身，最后被冤杀；赢得江南士人对他的感念、尊敬，当然作为老友的谭献更甚。
慈禧本来是个精明人，在处理内政外交都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准绳，百不失一。但在庚子事变中，误信洋人支持光绪要篡夺其权位的传言，利令智昏，下令攻击使馆，宣扬要与世界诸国开战。当时朝内还有几位能保持理性、头脑冷静的官员认为这是疯狂之举，其结局必定是祸国殃民，袁昶就是其一。他抗言直谏，慈禧大怒，将袁等五人反对开战者同时处死。因为行刑仓促，尚未罢官，与汉代晁错朝衣东市相同，是历史上可耻的一页。在刑场袁昶毫无畏惧，痛斥监斩官顽固派徐承煜。
在家乡的谭献得知这个消息，在日记上肃然写下“十四日蓝洲札来，云许、袁二卿诤言刑辟，济南电音有之，益骇愕。忠慨建言，乃遭严谴。史乘纪烈，振古如兹，以待论定。特同世契合，奭伤无已。虽尚在疑似，我已无泪可挥。夜月如昼，目不忍视而已”；“白叔来谈许、袁被害始末。凄然痛之，亦悚然敬之。”谭献被老友的噩耗击倒了，对来诊病的朋友说“我胸中所积，岂药物所能去邪”？第二年谭献去世。
谭献是位特别懂得感恩的人，也以此教育儿辈。在《复堂喻子书》中说：“第以五十以前，遭遇之困，鲜民之痛，不死于穷饿，不殁于贼，不溺于海，皆幸耳幸耳。平生师友之助，吾不尔告，小子何知，将不能举姓氏。”“书”中历数许多位曾向他施以援手的师友，告诉孩子要感恩报恩。这个名单中并没有袁昶。也许袁昶与他往来频繁为孩子所熟知，无需多费言辞；也许袁昶正受到光绪皇帝的眷顾，位至显要，无从回报。但庚子之后，谭献回首往事时，无论从私谊、还是公义一定会想到袁昶这位交往了一辈子的朋友，因此谭瑜张罗为袁昶遗孀办六十岁生日就不奇怪了。
袁昶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被害，当年十二月就“开复原官”，作为冤案被“改正”，第二年又给他们在朝为官的孩子提级升官作为安慰，但并未“平反”，可能他们对“老佛爷”冲撞一直是慈禧的心结，直到她去世之后，宣统元年（1909）才赐谥。袁昶赐“忠节”，五月在“杭州西湖建立专祠”，接着又“在京城地方捐建专祠”，如此高调表彰几位汉族忠臣，当然朝廷自有目的，无非借以弭平当时日益尖锐的满汉矛盾，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但袁昶家属毕竟从中得到一些安慰，因此在辛亥之春（1911）借着袁昶夫人六十寿辰为她大操大办，一摅丧夫余痛，也再一次彰显清朝统治者颟顸与残暴。当然这也是不乏民族意识的钱基博先生所乐为的。
钱基博先生不接受润笔，因为这不是文友之间的应酬，更非“卖文”，谭瑜也做了一件雅事，以此“手札”为回报。二十年后，当事人之一徐彦宽已经作古之后才整理编排。
钱基博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回报，所以在《题记》详细介绍此事的来龙去脉时不免有几分得意。手札装订成册之后，钱基博先生在研究中运用过其中有关的材料，也慷慨地借过朋友，如上海图书馆长顾廷龙先生曾借用过。基博先生去世后，钟书先生也借过人，并发生了丢失问题。
（下转B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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