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疲软，近期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更加剧了人们对“危机重返”的担忧。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原有的经济学理论被不少人诟病，认为其无法解释日益复杂的全球经济现象。而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提出了一些当代经济学难以解释的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中国倾斜，解释和关注中国经济、分享中国经济增长、规避可能的“负溢出效应”，已成为各国决策者和研究者的要务。
在2015年首届思想中国论坛暨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副理事长韦森，基金会学术委员许成钢、钱颖一、林毅夫、白重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等多位中外一流经济学家，围绕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痛点和难点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本报摘录其中精要以飧读者。
钱颖一：应聚焦中国经济大问题
第一，我觉得我们应该聚焦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研究都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问题导向，一种是工具驱动。研究物理需要提出问题，但也需要工具，望远镜就是工具。问题与工具都很重要，分别都能做出很好的研究，当然结合在一起就能做出更好的研究。
就中国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过去的十年、二十年，我们在经济学教育中工具的学习和方法掌握上，进步是比较快的。而且似乎是偏向于工具驱动为主，也就是说，依照工具去找问题。但这样的话，因为是根据工具找问题，所以研究的通常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或最大的问题。
不过我们也不应该责怪学生或青年教师在数理技术和方法论上的追求。我们还是应该鼓励他们继续学习前沿方法，掌握先进工具。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和教育体会，在学术职业中，不同阶段也应该有不同侧重。对多数学者而言，在比较年轻时，比如是做博士论文或做助理教授时，是学习最新方法、最好工具的好机会。打好基础，日后无论是做应用性研究还是政策研究，都有很大帮助。
另一方面，对比较资深的学者来讲，还是应该思考和研究重大问题。因此在中国，资深学者有责任把研究与中国经济相关的重大问题——深层次问题、长远问题放在首位。
中国经济中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问题，这一两年特别明显。现在没有人可以无视中国的经济。但经济搞得好与经济学搞得好，不是一回事。日本、德国经济搞得好，却没有产生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印度经济没有中国搞得好，但出现了不少好的经济学家。这不是系统的统计变量，只是随便的例子，但说明经济大国不会自动成为经济学大国，况且也并不一定是本国人能做出有关本国经济最好的学术成果。
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为研究大问题提供了很多素材。所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一些天然优势。我们的优势包括对制度细节的了解比国外人多，对数据的掌握比国外人好。但实际上我们也深知其中的困难，要把这些天然优势转换成学术优势并不容易。因为这不光是经济学的事，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事。
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困难得多，经济学只是近30年来才开始学习世界主流。而且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所以一定与哲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密切相关。而我们的教育和研究在这些人文和社科领域还不够发达，经济学也很难单科推进，所以我们要花大力气经过几代人努力。未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第二，要正确理解经济学创新，特别是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学术创新的含义。在我们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相关问题时，我们容易看到中国的现象与现有理论之间的差距，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敏感之处。但我们不容易看清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更不容易搞清楚其中的机制和原理。
因此，经济学创新无论是理论上、实证上还是政策上，严谨、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必需的。经济学的创新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上的描述，而是要基于深入分析的创新，是不仅能够解释中国，也能够有一般意义的创新。中国特色是客观存在的，但如何解读起来则大有学问，只停留在表面上是很难说服人的。
进一步说，过分强调中国的特点，反而会使中国变成一个特例，缺乏一般性。设想一下，如果工业化和现代化只有基督教文化下才可以实现，那还有一般性吗?假如日本丰田管理经验完全基于日本的特殊文化，比如武士道精神，那也就没有一般性了。但事实是没有基督教文化，工业化、现代化照样可以实现;没有武士道精神，精益管理也能适宜，这才是一般性理论的力量。起源可能是特殊的，但能否复制取决于一般性。
因此，基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要想令人信服，要想摆脱特例的困境，只有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国家的经验中去。应该是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再从中国问题到一般理论的过程。我发现国外经济学家并不是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但他们欣赏中国问题的研究遇到一些障碍，一是因为他们不太清楚中国制度环境的细节和中国数据的可靠性;二是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无偏见，但他们坚守基本的经济学理念，需要靠理论和事实说服他们。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做有说服力的研究。
我感到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最有可能研发理论创新、经验创新、学术创新和受到普遍关注的领域，我说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现实经济中的政经关系、政企关系、政商关系，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这在世界各国都一样，但在中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国家和政府的强大尤为凸显，中国经济中的政经关系、政企关系、政商关系尤为复杂，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毫无疑问这是大问题。
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者在这个领域也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因为外国经济学家最不容易了解的，也正是中国的这些复杂政经关系、政企关系、政商关系，他们很容易用自己熟悉的这些关系来外推中国的情况，很可能导致不准确的判断，所以这个领域应该是一个基于中国问题进行经济学创新的可能的，也是很有吸引力的领域。不过这并不容易，因为就像刚才很多人讨论的，即使我们有一些信息优势，我们也未必就有深刻理解，因为这需要很多历史的知识，超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方面的知识，而且更不一定能提炼出具有一般性道理，又有严谨的系统理论和实证研究。而且这需要长时间细致的研究，我觉得这正是我们中国经济学学者的使命。
白重恩：外国导向成为痛点
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框架分析经济学研究的话，可能要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供给和需求出现了什么问题。
从需求这个角度来看，讲需求就要看价格，经济学研究如果产生了成果能得到什么样的价格、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指挥棒。
前两天我看到康乃尔大学的一个金融学教授写的文章《本地偏向》，他在金融学里找了14个顶尖期刊，结果发现这些期刊里的实证研究，23%的文章是用美国之外的数据，其他77%的文章都是用美国的数据。如果我们看各个国家在世界GDP中占的体量，美国显然没有占77%，但全世界顶尖的14本金融学期刊上有77%的实证文章是用的美国数据。
这就出现了导向问题，如果我是一个做金融研究的人，应该研究哪个国家的问题?很明显，研究美国问题有77%的机会被发表，被发表机会比是77%比23%。那个康奈尔大学教授将这称为“Homebias(本土偏见)”。我们现在一些在海外受过很好训练、经济学研究工具掌握很好的教师，尽管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学校教书，但他们大部分还是会用外国的数据研究外国的问题。因为这个指挥棒太有力了。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它引导了我们的研究，使得以中国问题导向的高质量研究非常少，我觉得这既是痛点也是难点。
为什么说是难点?既然国外指挥棒不管用，我们能不能用国内指挥棒?我们的期刊在技术上非常粗糙，不精确，不负责任，发大量烂文章，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非常不完善。国外的期刊尽管有一定的公正性，但导向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学研究发展中所面对的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学科所独有的。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数据的获得性上很差。一些在其他国家非常容易获得的数据，在我们这儿非常难获得;也有人能获得，都是动用了自己各种各样的资源。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学者，首先要是一个好的企业家，否则你得不到这样的数据，你要是单纯的学者想得到数据真的很难。所以这是影响我们供给的问题。
另外，我们有一些经济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它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较差。其实刚才许成钢讲到了制度问题，而对我们来说要研究影响经济最重要的问题——制度问题，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当然如果用大数据解决这个问题很好，但我现在还看不到这个前景。
我们制度里很多地方太不透明，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望远镜，而是X光机，能够穿透不透明的表面，让我们看到里面是什么。
如果研究制度都不知道制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没有基本的观察，怎么能够用写好的理论模型来描述这个制度呢?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希望我们在体制内对制度特别了解的人，能多跟做学术研究的人沟通，让做学术研究的年轻学者了解，一些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我们学者也主动去找这些对制度了解的人，向他们学习，向他们了解这个制度的背景，然后才能做出符合中国的理论模型。
史正富：世界变了，理论不变将出洋相
理论是以现实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现实世界变了，理论不变就要出洋相，大的理论变革肯定是在大的现实变革发生以后的事。今天经济学理论总体来说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以实体经济为研究对象。过去30年最大的变化是，工业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这个和过去大不一样。最近有三大现实变革，经济学家没有重视，导致现有经济学理论中很多主要理论失效，我认为有七到八个主要理论正在失效。
第一大现实变革是货币不再是货币。尽管我们还在说传统的货币自身有其内在价值，是特殊的商品，但今天货币就是一张纸，美元的背后不再有黄金挂钩，几十年下来，这张纸照样通行世界。纸货币的流通是由一个国家政治决策决定的，美国的纸货币发出来以后，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纸货币量远远超过传统意义的GDP生产和运行所需要的纸货币量。
第二个现象，我叫金融产业的内化，原来的金融产业是中介型的服务机构，把储蓄人和投资人连接起来的一个中介型机构，今天大家都知道金融体系的主要部分不再是中介，而是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用自己创造的别人看不懂的产品即所谓的金融衍生品，在交易中创造盈利和亏损。
自我循环型金融和中介金融相比地位更高、规模更大，大家都知道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余额到了600万亿美元，但危机爆发后评定下来还剩30万亿美元。金融行业不是从前的金融行业了，因为金融行业发展到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而金融衍生品的背后是把大部分主要的生产要素，都转变为金融投资品，而不是一般商品。虽然这件事19世纪就有，但真正大规模发展起来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时间。从石油到棉花到玉米、大豆、金属，都成了交易的对象，交易所把它们一个接着一个转成投资品。
为什么要指出这个?因为投资品和一般商品最大的不同是，一般商品买来是自己消费的，价格贵了就少买，价格便宜了就多买。但投资品不是这个道理，投资品很可能是价格越高越买，因为我觉得它还会涨。投资品有很长时间可以造成价格向上，更高的价格导致更多需求，更多的需求推动更多的价格上涨，这个叫作正反馈，和一般经济要求的负反馈正好相反。由此导致在这个市场生产要素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组成新的金融市场上的价格受到挑战：
第一，均衡价格理论受到挑战。在现代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的定价不再符合均衡价格。大宗投资当中跟风的形态，产生了新的赚钱门道。现在金融资产定价应该叫建构价格，是由国家政策、主流资本市场和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互动形成的，我认为可以写出模型表述这个过程。
第二个受到挑战的理论，是市场理论，一个国家自由经济的一般性商品市场是不是有效，在国际上有没有竞争力取决于基本要素市场，就是具有投资行为的基本要素市场下，能不能有形成这个国家有力的要素供给环境，这个要素供给环境是国家资本和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互动构成的，用这个可以解释西方500年发展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的悲剧。
第三个理论冲击是货币理论，货币数量得扩充，原来的MV=PQ(编者注：即货币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等于价格乘以商品总量)，这个货币数量当中的价格是物流和服务的价格，不是金融品的价格，现在得加进资产的价格，就是物资价格和资产价格构成新的价格指数。我们宏观经济学的通胀通常指物资价格。货币需求流向不仅仅流入实体经济，有很大的部分流入虚拟经济。关于货币总量的度量，什么叫合适的货币量这个概念改变了。
第四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开始失效。前面讲到货币、利息、投资，现在货币到利息不一定有效，货币不一定影响利息，利息不一定决定投资。我发现不是货币利息投资，而是货币市场负债，负债以后经济增长，关键看负债投到生产性资本还是投入到虚拟经济中。
最后一个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理论和性质变了。大家都认为你可以长期用货币支持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中央银行现在成了微观资产的购买者，直接参加市场交易，最明显的是买有毒资产，买大公司的股权。
新的经济现象导致我们经济学理论正在发生内在的变革要求，关键看各位经济学家是不是能面对现实，抓现实的重大问题展开自己的独立研究，如果这样再结合中国的实践，就能推进经济学学术进步。(本报记者宋易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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