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需要一个长长的假期

　　“十一黄金周”眨眼工夫就过去了，意犹未尽的工薪阶层只能抱怨“用七天的时间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实在不够用”。“黄金周”三个字昭示着短短几天假期在民众心目中的宝贵，也与放纵的消费欲和财富相契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担负着“拉动内需、创造出一些新的需求”任务的“长假”也在近几年来越发呈现出“新常态”：车流，人潮，抢购，涨价。这一现象凸显的是假期的稀缺、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和政府治理方面“大局观”的欠缺。

　　作为秩序的提供者，政府在决定人们每年休假多长时间时应保护民众的权利。工作是一种自由，休息也是一种自由。工作是一种权利，它是打开供给世界大门的钥匙；而休息则是与之对应的另一种权利，它决定了人们投入市场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进入21世纪的现代国家无不将休息作为一项重要的给予权益确立起来：每一个公民都理所应当享有假期，享有休闲消遣的乐趣。欧洲各国立法要求雇主为雇员提供每年至少20天的带薪假期，有些国家甚至达到30天甚至以上，加上各类公共假日，欧洲很多国家成了名符其实的度假王国。作为工薪阶层权利的捍卫者，独立的工会组织承担起与政府和雇主讨价还价的职责，确保人们获得带薪休假。

　　在中国则不同，即使抛开中国人勤劳肯干的个人品质不谈，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生产组织形式和自上而下的指令管理模式，再加上谈判一方代表的缺席，使得人们休息的自由受到极大的削弱。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假期时间短。法定最短带薪年假和公共假日之和可以聊做比较各国老百姓假期待遇的指标，假期最长的是法国和芬兰，时间长达40天（周日不算进放假天数），中国则最多只有21天（根据工龄不同，年假天数不同），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享受假期最短的国家之一。第二是适用人群不平等严重：特权阶层无须假期安排，企事业单位一般能够严格执行，但中小民营企业则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给员工放假。第三是挪借调休往往得不偿失，这种标新立异的安排，本意是将短假凑成长假，实际上却是对休假权利的剥夺，因为周末本来就是休息日。这种安排体现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发挥官僚体制作用时的效率和创造力，然而，往往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假期，怎能不借机“挥霍”一把？这就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

　　每年“十一黄金周”后，国家旅游局都会发布旅游统计报告。这份报告除了向人们揭示旅游产业的红火、居民旅游消费的增长，还体现了消费趋势的转变。今年的不完全信息显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了消费模式的变化：从零售餐饮、国内游，到网购、观影和海外游的转变。

　　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乏力，不断走高的居民消费成了一大亮点。从商品消费到购买服务，假日经济学在旅游业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注重旅游体验、服务质量。旅游业收入的乘数效应是很强的，不仅带动消费，也促进就业。经验表明，中国旅游业每增加外汇收入1美元，第三产业产值相应增加10.7元人民币；旅游外汇收入每增加1美元，利用外资金额相应增加5.9美元；旅游业每增加一个直接就业人员，可带动相关产业间接就业人员4.9人。就某些政府官员声称缩短放假时间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的观点，这是最好的反驳。

　　可惜的是，由于假期稀缺，富裕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选择性价比更高、体验更好的境外消费。这样一来，虽然用放假拉动消费的动机是好的，虽然消费者买到心仪的商品获得了喜悦，但真金白银流出国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则比预想的小得多。如果有更多的度假选择、更长的假期，可以想见，消费结构从房子汽车向服务转变、人均GDP超过1万国际元的中国老百姓定能释放更大的消费需求。

　　因为没有尝试多元选择的机会，每个“黄金周”都成了扎堆旅游和消费的时段，长此以往，除了民众“用脚投票”海外消费的增长，还会抑制理性度假文化的培养。度假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灵和身体的平衡机会。人们总是呼吁走得慢一些，让心灵跟上，却从未见假期安排上任何有益的改变和尝试。从2008年一纸文件至今，我们仍在跟着国务院假日办的指挥棒享受可怜的不足以从容进行一次长途旅行的假期。“只有休息好，才能工作好”的观念应该得以树立。即使从经济角度考虑，给老百姓多放点假也是大好事。

　　多放假、放长假、分散放假，给用人单位安排假期的自由，同时以法律确保老百姓享受假期的权利，这才是改进政府治理的方向。虽然年年期待来年不同的假日场景却一再失望，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需要一个长长的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