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经济学诺奖得主迪顿：援助解决不了贫困

　　作者：陈永伟

　　获悉安格斯•迪顿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反应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一方面，这位拥有美英双重国籍的老爷子在消费理论、贫困、不平等等诸多领域都颇有贡献，论实力是完全够格拿诺奖的，所以说是“情理之中”。但另一方面，老爷子的主要研究都相当技术化，且比较古典（或者更确切说古老），即使在当今学界，对此知之者也为数不多——记得还在北大念书时，有一次学院清理仓库，仓库里所有的旧书都随学生拿，但迪顿的经典著作《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却被来拿书的人随意地扔在一边，踩在脚下，最终除本人拿走一本外都尽数处理了——这样一位“冷门”学者在当今这个新理论辈出的时代获奖，也真可谓是“意料之外”了吧！

　　那么迪顿究竟做了些什么研究，让瑞典人最终决定把大奖给了他呢？下面我们就来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迪顿的学术贡献。

　　1、提出了“几乎完美的需求系统”

　　消费理论是微观经济学最基础和最核心的理论。在很久以前，经济学家们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消费理论，并炮制出了诸如“马歇尔需求函数”、“斯勒茨基方程”等花花绿绿的名词。但是，这套看似高大上的理论却一直存在一个软肋，就是很难将它们和现实数据结合起来，也很难被用于政策评估——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再精巧的理论也不过是经济学家们的自娱自乐，而不会成为真正的致用之学。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进行了探索，但成果并不理想，原因是他们都没能找到一个既能够刻画消费的种种特征，又便于统计估计的需求函数系统。而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迪顿和其合作者米尔鲍尔则成功地克服了这一困难，提出了一套新的需求函数系统。这个新的函数系统不仅包括了很多刻画需求特征的参数，而且十分便于估计，因此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由于其功能强大，因此两位作者给它起了一个十分拉风的名称，叫AIDS——别想错了，这不是指艾滋病，而是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也就是“几乎完美的需求系统”。这套系统被提出后，立即在学界得到了广泛应用，30多年来，根据这一框架写成的论文数以千计。2011年时，经济学界最顶尖的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曾评选在此刊物上发表的20篇最佳论文，提出AIDS系统的论文就位列其中。

　　2、提出了“迪顿悖论”

　　宏观经济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事实，就是消费的波动要比收入的波动更为平滑。对于这一事实，弗里德曼早已作出了理论解释：消费不是由人们的当期收入，而是由其持久收入决定的，由于持久收入的波动要比当期收入小，所以消费的波动当然要小于收入波动。看着很在理，对吧？但迪顿老爷子偏偏对这套理论提出了质疑。迪顿根据对收入的长期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发现人们的收入通常是一个“一阶自回归过程”，换言之，如果你今年的收入增长快，那么一般来说你明年的收入也会增长较快，反之，如果你今年的收入增长慢，那么明年收入增长较慢的可能也更大。假设这一事实成立，那么问题就来了：在此前提下，作为所有期收入均值的持久收入的波动就应该高于当期收入的波动，因此如果消费由持久收入决定，那么从理论上讲消费的波动就应该高于收入的波动。迪顿这一问不要紧，愣是把一个本来被认为是常识的理论问成了悖论，后来在文献中，这一发现就被称为“迪顿悖论”。

　　那么，“迪顿悖论”为什么会产生？消费为什么会如此平滑呢？迪顿本人的解释是，这是由于过去的宏观理论错误地把经济中的所有人看成了同质性的“代表性消费者”，考虑的是“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因此就很难解释消费的过于平滑。而一旦考虑人的异质性，认识到不同收入层级的人的消费变化的相互抵消，那么消费过于平滑就完全不难解释。

　　3、对微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或许是认识到了宏观理论和数据的不足，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迪顿逐渐将自己的研究逐渐从消费理论转移到了微观发展领域。他和很多同事一起，促成了世界银行的“生活标准测算调查”（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s）项目，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了家庭调查。利用调查得到的数据，迪顿一方面对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检验；另一方面也涉足了很多传统经济学所从未讨论的议题。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家庭内部的性别歧视问题。虽然这一问题长久以来都被社会学家和法学家视为研究的重要议题，但是多数研究只能泛泛而谈——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要想确切知道家庭中男女地位如何、评估各类政策对男女相对地位的影响是谈何容易！但迪顿却运用家庭调查数据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的思路是，在家庭中，男女的相对地位如何，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们有多大的权力支配家庭的资源。在收入不高的国度，家庭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呢？是食物！当大家都有可能饿肚子时，谁多吃一口，谁少吃一口是很关键的。因此，要判断家庭中男女的地位，就只要看家庭中男女成员饭碗里的卡路里差异就行。在这种思路下，原本难断的“家务事”就可以被具体化，相关的量化分析也就可以随之进行了。

　　4、对贫困问题的研究

　　贫困是极为重要，但也极难应对的问题。说难以应对，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它难以解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难以判别。究竟怎么才算贫困呢？不同的标准得出的结果会迥然不同，由此带来的应对思路也可能截然相反。例如，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那么中国的块状贫困已经解决，剩余的少量贫困人口分散在各地，因此应该采用精准式的扶贫策略；而如果按照国际通行每天1美元标准，则我国某些地区还存在着大片贫困人口，应当采用整体的扶贫策略。

　　在迪顿看来，各地的贫困标准不能简单一刀切，应当考虑各地的购买力平价（PPP），对贫困线进行调整。同时，他还指出，在进行跨地区，尤其是跨国的贫困比较时，应该对使用的数据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迪顿对贫困问题所进行的最著名研究是关于90年代印度的研究。关于90年代印度的发展状况，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印度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提高，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时印度仍然处于普遍贫困。很显然，这一争论的源头是数据和标准的不统一。迪顿和同事一起，通过所掌握的微观数据进行了详细分析后，终于为这场争论给出了答案：从贫困发生率减少的角度看，印度确实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并没有想象中的明显，尤其是农村地区情况更不乐观。从这个意义上看，过度乐观派和过度悲观派的看法都不正确。

　　5、对福祉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最近几年，迪顿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人们的福祉和不平等问题。在传统的认识中，经济学研究的话题都是和“钱”相关的，个人的福利状况都被用钱来刻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单纯的“钱”却不能刻画人们的福祉。在最新的著作《逃离不平等》（The Great Escape）中，迪顿主张用更多维度的指标，例如健康、幸福感等来刻画人们的福祉。同样的，迪顿也认为，在分析不平等问题时，我们也不应该只把眼光集中在“钱”的不平等上，而要关注这些福祉指标的不平等。

　　对于不平等问题，迪顿采用了一种冷峻公允的思考态度。在他看来，不平等的存在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当人们看到自己的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往往会激发出奋斗的动力，从而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境况。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平等的存在可能会有利于社会活力。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环境能给予人们向上流动的空间，而这就要求具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且没有利益集团干扰等条件的存在。

　　运用这种分析思路，迪顿对援助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一般认为，对落后地区进行经济援助是解决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在迪顿看来则不然。迪顿指出，援助本身可能会消磨落后者奋斗的意志、掩盖各种制度缺陷带来的不足，从而让不平等长久持续下去。在迪顿看来，援助并不可能真正解决不平等或贫困，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唯有通过提升国家能力一途。

　　6、对研究方法的探讨

　　随着数据可得性的日益增强，由迪顿等人开创的微观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了经济学中的显学。但与此同时，微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迪顿的时代，研究者们习惯的是从价格理论出发，去对数据进行估计，而在当代，经济学家们更习惯放弃所有的经济理论，单纯用“工具变量”或“随机试验”的方法去研究因果关系。例如，著名的微观发展夫妻档（原本是师徒档，在一次次一起外出实验后就成了夫妻档）班纳吉和迪弗洛就对于这些后起之秀的看法，迪顿深表忧虑。在他看来，如果离开了经济理论的指导，将追求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作为唯一的目标，会对最终的政策指导和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产生非常负面的作用。

　　7、对政策制定过程的探讨

　　政策究竟应该如何定？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政策是专家之事，怎么解决发展问题，帮助穷人摆脱贫困，应当是专家的职责。迪顿将这种观点斥为“专家的暴政”（Expert Tyrants），并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在他看来，专家拥有的知识往往是被夸大的，想对于专家穷人们可能更了解自己的境况，也更知道改变命运的道路，因此他们应该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当然，迪顿也指出，并不只是有了权利和民主就能让穷人们有效地参与政策制定，对于穷人参与政策的机制还应该进行更为谨慎的设计。

　　总体来说，迪顿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当前中国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目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贫困、不平等等发展中的问题正在集中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学者更应当捧起被丢在一边的迪顿在著作，学习其中的研究方法，并用它们来应对现实的问题。虽然这些理论并没有最新的文献那么时髦，但好的理论就像酒，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和考验，才是最好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