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棍危机”将爆发 剩男规模≈澳大利亚人口

　　到2020年，中国的“剩男”规模将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

　　虽然日本未必情愿，但却始终在做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其他亚洲国家或早或晚都要面临的问题，总是最早在日本出现，比如环境污染，比如高龄化社会，比如“剩男”问题。

　　日本经济杂志《PRESIDENT》发行的有关“剩男剩女”的特刊号还披露，哪怕是年收达到2000万日元的东大毕业男，哪怕是传说中收入高、学历高、个子高的“三高男”，只要一过50岁大关，在婚姻介绍所、婚恋网站的牵手成功率就仅为1.5%。这又是一个令“剩男”们崩溃的数字。

　　50岁出头的畅销书作者石神贤介还在该特刊号中现身说法。年收相当高的他，穿的用的都是名牌，恋爱经验丰富，非常懂得如何哄女人开心，社交能力强。就是这样随便一个条件都可以“秒杀”的男人，却在婚恋网站和婚姻介绍所里屡战屡败。

　　这是为什么呢？石神本人的总结是：男女年龄比失衡！由伊藤忠商事运营的日本最大的婚恋网站的会员年龄比显示，截止2015年3月，40岁以上的男会员和女会员人数基本持平，但50岁以上的女会员仅为男会员的一半以下，简直挑都没得挑！

　　当前，中国也已经出现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严重的性别比失衡，适婚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数千万。人口学者、高级统计师姚美雄判断，光棍危机可能于2020年后全面爆发。

　　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剩男”规模将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而事实上，中国光棍危机的迹象从20世纪80年代已经初显，直到21世纪初才得到重视。

　　在人口性别结构中，出生性别比是最具重要意义的指标。

　　出生性别比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出生婴儿中男婴和女婴之比，一般以每100个女婴对应多少男婴表示。

　　在多数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比较稳定的指标，一般在103-107之间。男性新生儿的死亡率通常比女性新生儿高，所以到5-6岁时男女性别比可以达到基本平衡。

　　过去20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115，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

　　据统计，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5，1990年第四次普查的结果是111.3，2000年第五次普查的结果是116.86，最新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则达到了118.06。

　　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在全国范围内蔓延速度很快，1982年大部分地区基本正常，11个省份正常，14个省份轻度失衡（107—109.9），仅有安徽（112.5）、广西（110.7）、广东（110.5）和河南（110.3）属于中度失衡（110.0-119.0）。

　　1982年以后，中国大部分省（区、市）性别比都不断攀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17个省份性别比在110—120之间，有7个省份高121。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已有超过1/3的省份出生性别比高达120以上，性别比正常省份降至4个。至2010年，除新疆、西藏外，全国其他省份出生性别比均高于正常值范围，重度失衡（119及以上）省份就达19个。

　　中国农村、城镇和城市的出生性别比虽存在城乡差异，但普遍开始失衡，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失衡程度加重。在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在农村首先出现。

　　1982年，城市出生性别比为106.9，镇和县分别达到107.7、107.7；1986年，城市出生性别比为108.9，镇和县分别达到113.4、113.6；此后的年份虽有所反复，但没有改变普遍偏高的状况。

　　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相对城市和镇来说，增长幅度更大。随着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在农村地区，B超技术应用较为普及且应用范围日益扩大，为鉴定胎儿性别带来巨大便利。

　　2005年中国城市出生性别比为115.3，城镇高达119.9，乡村更是高达122.9。因此，基于性别偏好的选择性生育在农村地区呈显著扩大之势。

　　因此，这也使得中国当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世界各国中处于“三最”状态，即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的时间最长，涉及的省份最多。

　　作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中国的光棍危机正在发生，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也需要各界的重视和警惕。

　　不菲的彩礼再加上新房等其他投入，娶一个媳妇往往会耗尽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而对相对贫困的男性来说，只有一条路——打光棍。彩礼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光棍村开始出现。

　　而当下的光棍，虽然也和贫穷有关系，但更多的是因为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造成的“挤出效应”。

　　即在男多女少的现实面前，一些自身条件并不优秀的男性即使能够满足组建家庭的基本生存能力，但也不能找到配偶，因为在性别比例失衡的现实面前，女性在找对象的时候具有了充足的话语权。

　　为了寻找更美好的生活，在一些农村地区，拼彩礼就成为一个男性是否能够获得稳定婚姻生活的重要砝码，而且随着“竞争”程度的加深，十万元左右的彩礼都不足以让女方动心，必须往二十万以上的价码上奔了。

　　这就是性别比例失衡状态长期维持下最自然的“市场”反馈，只不过这个“市场”以婚姻、彩礼的形式出现罢了。

　　据2007年全国政协社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直至2007年尚有27.5%的育龄人群存在男孩偏好，大约是女孩偏好的4倍。

　　同时，“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对男孩偏好起到了强化作用。现实生活中很多领域都存在性别歧视，比如女性在教育权利、就业机会、劳动报酬、退休年龄等方面都存在被剥夺或被歧视的现象。这样的社会现实对男孩偏好心理的形成起到直接引导作用。

　　生育具有三维性：生育数量、生育时间和生育性别，因此存在一个生育空间。在一定时期内，这个生育空间是稳定的，也有一定弹性。

　　中国人口发展的生育空间的缩小受到双重因素的挤压，即所提倡的“晚婚、晚育”和“优生、少生”。

　　相当学者认为，在强烈男孩偏好的国家中，计划生育政策刺激了人们的性别偏好，人们更希望唯一的一胎为男孩，导致谋求“以质量代替数量的”生育战略；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或许可以看做“生育选择空间狭小”和“偏男生育意愿”过于强烈相互冲突和挤压的结果。

　　胎儿性别鉴定和终止妊娠技术的普及和低廉为选择性的怀孕生产提供了方便。

　　虽然中国多项法律法规对可以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终止妊娠的器械、设施和药物的配置、流通、使用和保管都做出了进一步规范，但实践中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过程的隐蔽性很强，极难监管、取证，加之经济利益的驱动，全社会及各有关部门无法形成监管、打击的合力，法律监管难度极大，难以执行到位。

　　这三大因素合力作用下，导致女婴被堕胎和溺亡现象的产生。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当年出生性别比为116.9，其中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2，第二胎就飙升至151.92，第三胎更高达160.3。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第一胎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越往后就有更多的女胎被选择性堕胎，从而推高了出生性别比。

　　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导致光棍危机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认为，在中国婚姻市场中，男性年龄普遍比女性大，而且男女的婚龄差正在朝着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京东奶茶恋”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因此对适婚年龄的男女比例大无法说明光棍危机的产生。

　　婚龄差或婚龄梯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婚姻挤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各个年龄中都是男性处于婚姻挤压，它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进一步查阅统计数据可知，1990年未婚人口中35-39岁男性净剩余人口达到242.5895万人。

　　由此可以推论，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如果人口意外死亡率没有太大变动的话，1990年至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所导致的未来婚姻挤压并不能够通过扩大婚龄差来解决。

　　根据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撰文指出，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72亿人，比同年龄段的女孩多2210万，其中10—1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950万，男女比例是111.5比100。

　　这意味着，到2020年进入婚配的20—29岁男孩将比女孩多出近950万；0—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1260万，男女比例是118.9比100。

　　姚美雄分析认为，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

　　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直接带来光棍危机，至于间接危害，比如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以及同性恋、性疾病、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则是接踵而至的后果。

　　印象中这类警示，近些年频频提出，几年前，人民日报就曾就治理性别失衡发出过“刻不容缓”的声音。但也许认识不足措施不力，以致某些现象严重存在。

　　由此可见，现在应该在人为干预性别上明确立法，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尤其是女性胎儿生命权。再就是适当放开生育限制。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真到了“狼来了”的时候，就会抹黑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