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10年将崛起的“城市群”

　　中国未来10年将崛起的“城市群”

　　作者：中国财经观察员 金子厚

　　用中国巨大财力砸出来的繁荣，和自我生长，具有造血功能的繁荣，有本质的区别。未来的城市群，急需打破权力主导的体系。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格局中，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有若干综合经济实力强大的城市群与全球城市区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城市群已成为世界城市化的主流趋势。

　　在中国，受技术革新、要素流动和产业更新换代等因素影响，区域经济也正由传统的省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城市群已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中国城市群总面积占全国的25%，却集中了全国62%的总人口、80%的经济总量、70%的固定资产投资、76%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5%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和92%的移动电话用户、98%的外资和48%的粮食。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规划部主任文辉认为，设立城市群有助于中国打破行政区域规划限制，进行资源的整合和再分配。另外，由于城市群针对中小城市抱团，中小城市将迎来发展机遇，同时倒逼大城市进行部分功能疏解。

　　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新十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文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初稿已基本形成。

　　该规划将与此前出台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和即将出台的《长江经济带规划纲要》相互衔接，重点强调推进内陆地区的对内对外开放，突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对中部地区的带动作用。

　　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09-2015年）》的截止日期临近，今年两会之后，新十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就已提上日程。

　　新版规划编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区域战略要重点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彼此分割的矛盾，通过长江经济带等三大战略实现区域一体化。

　　长期以来，中部各地发展方向不一，相互合作松散，各省近年已经少有提及中部崛起概念，而是更多将本地发展与国家战略对接挂钩。如安徽主要考虑融入长三角发展，山西则考虑融入京津冀发展等。

　　并且，中部地区的很多定位对其发展也有制约作用。比如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产值和收入水平不会太高，至于做能源原材料基地，也是提供初级产品，附加值不大。

　　“中部地区如何做出一个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是个问题。”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梁红岩认为。

　　据了解，国家对中部地区的定位，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其中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正受到大形势的波及。比如机械装备制造业比重大的湖南，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只有7.7%，相比2014年的9.6%，2007年的24.3%降幅较大。

　　2007年，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山西六省的经济增速分别为14.6%、15%、14.6%、13.2%、14.2%、15.9%，到2015年上半年对应的数据分别只有8.7%、8.5%、7.8%、9%、8.6%、2.7%。八年间各地经济增速下降近一半，而山西的增速下降了4/5。

　　规模以上工业方面，2007年山西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21%，2015年上半年只有-3.9%。其他五省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23%-25%，今年上半年都在7%-10%之间，增速也降低了一半以上。

　　上述数据对比不难看出，中部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放慢，工业下行压力大，整体也面临不小的挑战。

　　因此，与此前一版重在解决“中部塌陷”问题的规划不同，新十年的规划将更多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新版图呼应，内容上会与不久后出台的《长江经济带规划纲要》相互衔接，同时又有所区别，立足于中部整体的发展，更加突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对中部地区的带动作用。

　　作为“三大战略”之一，“长江经济带”对打通板块意义重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表示，通过进一步加强黄金水道交通建设，进一步增强上下游之间在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政策协调、规划对接和执法合作，能够促进流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东中西三大区域板块的协调发展。

　　新版规划可能更加强调长江中游城市群对整个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认为，作为国家发布的第一个跨行政区域的城市群规划，目标就是把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的国家级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未来将重点建设武（汉）-长（沙）、武（汉）-南（昌）主轴线和长（沙）-南（昌）次轴线，建成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以及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形成引领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心增长区。

　　在“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布局下，中西部地区将重点吸纳东部返乡和就近转移的农民工人口，加快发展产业集群。

　　郑州、武汉作为“两横三纵”关键节点，明显受益于产业梯次转移，对省内乃至周边经济的辐射效益日益显现。

　　此外，新版规划还将重点强调推进内陆地区的对内对外开放，这既与中部六省当前对以改革和创新来激发经济活力的迫切需求紧密相关，同时也是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中的重要一环。

　　以湖南为例，作为中部内陆省份，湖南省长期面临着“不东不西”的区位尴尬，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人均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两年来，湖南省明确自身的战略定位为“一带一部”，即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冀望通过这样的战略坐标重构，突围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湖南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认为，以前湖南只是立足中部崛起进行谋划，与中部其它5省比来比去，现在湖南将发展视角一下子扩展到全国，在国家纵深推进开放型经济的大战略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今年以来，湖南省相继出台实施方案对接国家战略，包括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每个方案背后都有一系列的重大项目和具体行动。

　　不仅是湖南，中部六省都已经在对内对外开放方面积极争取先行先试的机会，包括对接国家战略，积极申报内陆自贸区等，并储备了不少相关项目。

　　中国国务院9月印发的《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内陆开放新机制。“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以内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依托，以开发区和产业聚集区为平台，积极探索承接产业转移新路径”，“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江海联运，以及铁水、陆航等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认为，全国经济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中部也类似。下一步中部地区需要调整经济增速，同时转换经济动力机制。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和制造业，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创新驱动水平差距还很大，未来发展也会有一定压力”，他说。

　　但同时也应看到，中部地区作为中国工业和制造业基地所固有的产业基础也将迎来新的契机。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提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农机装备、新材料等十大重点领域，中部地区具备一定的优势。

　　秦尊文指出，过去中部省份人口外流比较严重，导致了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这个问题需要重视。未来要增加投入职业教育，为制造业未来培养人才。

　　此前《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中部地区要更加注重创新发展，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秦尊文认为，中部地区科教资源丰富，应实施好人才发展创新战略。教育部数据显示，安徽、湖南、湖北的普通高校数量都在100所以上，湖北有99所，江西、山西分别也有82所、71所，这比北京的84所，上海的66所普通高等院校数量还要多。

　　梁红岩则认为，中部地区的能源产业需要调整，像山西等地煤炭产业一家独大的现象如果得不到调整，难以有大的市场前景。

　　“这需要发展新兴的产业，替代原来的传统产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扭转被动局面。”他说。

　　商业见地网此前报道，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也认为，城市群战略过于激进，未来存在隐忧。

　　在本次城市群规划之前，中国的区域规划，就已经有冒进的势头。

　　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数十个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自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发轫，至海西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图们江，黄河三角洲，乃至到今年的鄱阳湖，皖江，海南国际旅游岛，乃至最近的新疆、西藏振兴，成渝经济区等，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

　　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与“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凡三十年，中国已历沧桑巨变，实现了狂飙突起式的崛起，亦凸现了一些初具实力的经济区域，如早年的珠江三角，长江三角；而在这些区域，也崛起了代表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北上广深。特别是珠三角的崛起，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腾飞。

　　从7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前，出台的国家性发展战略非常有限，而近几年却突然如天女散花般，到处飞舞。大跃进式的区域规划，将对中国未来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逐步确立，其时间跨度大，空间距离亦广阔。

　　如，以行政性区域振兴计划而言，从深圳在70年代末设立特区，到90年代初的浦东开放，以及到21世纪之后的天津滨海新区，中间间隔均有十余年，这样，每一个国家战略，中央政府都可集中全国物力财力，进行重点投入，并且在可以有针对性研究一些优惠政策。

　　如，深圳特区更多获得政策创新支持，而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则获得了力量的财政支持，以及中央企业的倾斜。以自由式区域发展规划而言，珠三角战略，长三角战略，更是跨度巨大，并且经过了长期的积累与磨合。

　　由于优势的集中，以及开发周期的漫长，中国前期的国家级区域规划，最后都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30年前是将优惠政策和资源向沿海地区倾斜，这种优惠是特殊的，定向的，集中的；而一下出台数十个城市群战略，则更象是天女散花，各个城市群雨露均沾，均难以获得特殊照顾。而这种大面积的“优惠政策”，使各自的优势抵消，只有相对意义没有绝对意义。

　　欲成大器，必有相当的耐心，而相关部门却对国家性的区域发展规划，几年的时间基本扫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足见发展之急迫，但是，却并不一定完全符合现实。要实现长久发展，必须兼备远见与毅力。

　　为长久计，国家还是需要确定战略重点，从局部突破，再逐步推进。比如，下步重点扶持中部城市，国家已确认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不再批城市用地，在东部大城市未来注重提高内涵与质量的同时，中部广大的中等城市，其实仍有扩张空间。

　　天女散花式的国家规划，有其天生的局限。而从集中优势，到分散优势，从有限区域到全国普惠，造成了的重复竞争，亦致使一些地方面临对于资源、政策、发展的更为剧烈的竞争。

　　本次的城市群战略规划，基本每个省都有份，实际上这些规划中，只有少数是国家真正规划，而多数则是一些省市自行规划，然后跑步前进，最后通过运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几个每个省份都有“国家战略”，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在有些地方之间，造成了短兵相接式的竞争。

　　如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之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亦于2010年1月12日通过。

　　虽然这两个国家级规划，一个被冠以承接产业转移之名，一个被冠以生态经济之名，但是，由于其地理上过于接近，而在功能与使命方面，有部分重叠，必然导致安徽与江西未来的剧烈竞争。

　　特别是在在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中，安徽的皖江城市带与江西东部的上饶等区域，存在最为直接的竞争关系。

　　未来，这种直接的空间、地理竞争，将是恶性竞争的肇源。在城市群系列中，环鄱阳湖城市群，就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演变，而江淮城市群，则在皖江城市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

　　在32个城市群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直接竞争对手。如在第一个层级的城市群中，长江中游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未来将争夺中部崛起的龙头。在建的系列城市群，如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等，这几个城市群产业结构类似，在争夺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将成为直接竞争对手。

　　而在潜在城市群中，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将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近年来，湖北和河南，均表示自己是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均要成为中部崛起的龙头，不仅其核心区的中三角与中原经济区成为竞争对手，连涉及到其边缘崛起的大别山振兴计划，亦将成为直接竞争对手，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谁先成为国家战略，关系到湖北与河南崛起的中谁可得到更多国家扶持。

　　中国的同质化竞争，微处是产业同质化，而在宏观方面，则是城市乃至城市群发展的同质化。众多发展程度类似，地域相近，资源禀赋类似的地方同时构建城市群，同时上升为国家战略，奉行类似的发展战略，或者会适得其反，造成内耗。

　　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一是需在规划的时候，就确立重点，二是，建立跨区域的协调机制非常重要，尤其是鄂豫城市群这种跨省经济区，更需协调。此外，产业的协同与错位竞争，非常重要。

　　然而，城市群规划存在严重的拉郎配，充数字的弊端。

　　在有关城市群的各项指标中，首要的一项是人口密度，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在1957年提出，城市群人口应在2500万人以上，国内则有学者提出2000万人的标准；如果以此为标准，则中国的32个城市群中，有一半将不达标。

　　其次是经济密度，国内有学者认为，城市群的济密度大于每平方公里500万元，，由此，中国的多数在建城市群，以及潜在城市群，将不够格。

　　尤其是一些西部城市群，如兰州城市群，银川城市群，拉萨城市群等，是典型的地广人稀，单位产出低下，是否适合建成城市群，值得疑问。

　　其三是核心城市与外界的密切联系，以及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交通网络。在7个潜在城市群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

　　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本来是振兴大别山区的重要抓手，一直以来，中部崛起不能形成合力，根源就在于在中部崛起的最中部地区，亦是鄂豫皖三省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塌陷，而这一塌陷的形成，很大原因，就在于交通不畅，而这一大短板，在短期内很难弥补，两大城市群的出笼，太过理想主义。

　　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目前还处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阶段，尚且未能完成崛起，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的设立，似为时过早。

　　不仅国家规划32个城市群过多，各个地方亦在国家城市群的规划带动下，推出了省内城市群计划，如山东提出“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打造南承沪宁、北联京津、东接半岛、西启黄河中上游的枢纽型城市群。黑龙江亦要打造以牡丹江和佳木斯为两极，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为支撑的东部城市群。

　　城市群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绝不可拔苗助长。等相关城市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硬件，以及管理水平等软件兼备，方才可逐步形成城市群。

　　去行政化预迫在眉睫。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既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同时，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亦很大，实行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模式，与西方的强市场弱政府模式不一样。

　　在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中，市场与权力的两大力量，亦是交替出现。珠三角与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级，大家公认是市场经济造就了这种奇迹，但是，如果改革开放之初，国家不选择珠三角作为改革突破口，亦很难说当下珠三角就可以率先崛起。

　　在当下的城市群中，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产业不协同，国家对于不同城市群的扶持力度的差异等，均与权力干预有关。

　　关于谁是中国经济的第四级，湖北与重庆，河南争夺激烈。湖北捆绑长江中游城市群，向国家申请，恳请明确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定位，而重庆则捆绑四川，推出成渝城市群，一个直辖市和一个大省组合，河南则联合河北，安徽部分城市，将中原城市群进行扩容。到底谁可率先胜出？

　　目前，国家方面并明确的表态，这是一个好事，一旦表态，就会出现倾力扶持一个地方，而忽视其他地方的局面。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崛起，争议不大，但是，京津冀的崛起，却争议巨大，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北京和继起的天津滨海新区，得到了国家太多的扶助，而这对其他地方是不公平的。用国家巨大财力砸出来的繁荣，和自我生长，具有造血功能的繁荣，有本质的区别。

　　未来的城市群，急需打破权力主导的体系，让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