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羿：“全面二胎”政策的经济影响与社会后果

　　在过去一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所有国家都曾弥漫过或正弥漫着对生育率的忧虑。有些国家（如一些非洲国家）抱怨生育率总居高不下，而另一些国家（如欧洲和东亚的一些发达国家）则苦恼生育率持续低迷。即使在同一国家里，也可能几十年前还在恐慌“婴儿潮”阻碍发展，今天却又担心生育率之低难以应对老龄化之挑战。

　　到底什么水平的生育率是好的生育率呢？毫无疑问，极低或极高的生育率之于社会的存续与发展都是有害的。倘真的有“最优生育率”存在，那定 是在这两个极值之间。更重要的是，这世上没有人咸美之、皆大欢喜的生育率水平。所谓的“好”或“最优”一定是在特定情境下之于特定对象而言的。那么，假设本周宣布的“全面二胎”政策真能让中国生育率有明显提升，谁又会是政策的受益者呢？

　　人口规模会阻碍生活水准提高吗？

　　在“全面二胎政策”公布后没多久，一位性格较真的朋友给我发来微信，询问这个问题——“人口规模与生活水准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他坦诚地说，对这问题的思考让他感到有如精神分裂的困惑。很明显嘛，土地面积必有其上限，过大规模的人口超过自然资源的负荷。如果人口减少了，均摊到每个人的资源就多了，那么生活水准提高是很显然的事情。与此同时，他听到别人说，人口规模下降会阻碍创新，妨害一国之长期竞争力。他又觉得似乎也很有道理。那到底是人愈多愈好，还是人愈少愈好呢？

　　这问题的答案首先取决于一国之经济结构是怎样的。倘这个国家是以农业为主，那它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土地的供给是有限制的。给定土地数量，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随人口增加而递减 。所以，生活水准也就会随人口规模的增加而下降。这情境大体与马尔萨斯在《人口论》所描述的状况相似，我们可以称一个只有农业部门的国家为马尔萨斯经济体。

　　对于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言，情况会稍有不同。工业生产除人之外的主要投入是资本（或者设备）。相对于土地，资本（或者设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复制和可流动的。设想下，前往浙江省务工的外来劳动力在一夜之间多了一倍。从短期来看，民工的工资会下降，不少民工会失业待业，生活水准会降低。但从长期看，当浙江省内外的企业家会（也包括外资、港资和台资）看到这里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他们就会带着资本纷然而至，或投资建厂或扩大生产。新增的工作岗位会让工资逐渐回到原来的水平。所以，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在沿海地区务工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不啻数十倍，但当地生活水准并未因此下降。因经济增长研究而荣膺诺贝尔奖的索罗在其模型中潜在地指出，在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的情形下，人口规模对于人均产出的影响是中性的。故而，我在这称只有工业部门的国家为索罗经济体。

　　在时下的信息时代中，社会生活中又出现了大量新鲜事物。比如我们每天都在用的微信，这比如你正在痴迷某部大手笔制作的电视剧。我们很难想象，它们会诞生在一个只有十万人的岛国。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对于这类产品的出现和革新，反倒有了促进作用。一方面，假设有企业家（如乔布斯）和天才（如爱迪生、莫扎特和大仲马）在人群中所占比例是恒定的，那么一国的人口愈多，这国家里出现的乔布斯、爱迪生、莫扎特和大仲马的可能性也就愈高。另一方面， 人口规模某种意义上即是市场规模，一个巨型的市场适合那些固定投入高、边际成本低的行业（比如软件应用、游戏和电影）发展。我暂且将只有这类产业的国家命名为乔布斯经济体。

　　总结一下，在马尔萨斯经济体中，生活水准会因人口规模扩张而下降；在索罗经济体中，人口规模与生活水准之间没有直接关联；而在乔布斯经济体中，人口规模对商业创新和技术创新反倒有促进作用。在现实中，一个国家更多是这三者的加总，且三者各自所占比重会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当我们讨论人口规模之于国民生活水准的影响为何，须给定一国之当时的经济结构来做判断。比如， 出台一胎政策时的中国更像是个马尔萨斯经济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今天的中国则是以索罗经济的成分为主，乔布斯经济占比在迅速上升，马尔萨斯经济占比已较小。人们倾向于基于当下的情境来做判断。这就不难理解，1980年的中国社会会接受人口规模阻碍经济发展的论断，而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就会对它存有质疑。

　　“一胎政策”的社会影响

　　让我们把关注点从宏观经济转移到围观个体上来。全面实行二胎政策是一件好事吗？答案也不确定。我曾在天涯社区一篇帖子的回复里看到，一群反对一胎政策的网友和另一群支持一胎政策的网友在论战。有趣的事情是，我注意到说那些支持一胎政策的网友以女生为主。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支持一胎政策呢？

　　原因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大多数社会中，是母亲在承担了生养孩子的主要成本。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快速提升。很多职业女性常因兼顾事业和家庭而感到疲倦不堪、分身乏术。所以，当她们的丈夫和长辈希望要更多孩子的时候，一胎政策有时被这些妇女用作“挡箭牌”。在“全面二胎”正式宣布后不久，即有女权主义者撰文担忧某些妻子的命运会由之前的“被迫不生育”变成“被迫生育”。

　　其次，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存在，计划生育虽让一部分女婴因选择性堕胎而“消失”，但是那些存活并成长起来的女孩平均来说获得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一方面，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的数量，使家长们能更重视孩子的质量。即使是在那些有强烈男孩偏好的家庭，倘家里没有儿子，他们也只能把资源投入到对女儿的培养上去。另一方面，哈佛大学学者黄炜及其合作者的工作论文发现，计划生育还改变了家长对女儿、以及女孩对自己的未来预期。具体来说，当家长预期到女儿将来只会生一个孩子，那她将来更可能会是职业女性而非全职太太。那么，今天花费在女儿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就会有更高的预期回报。

　　计划生育还会对婚姻市场带来扭曲。让我们把婚姻想成是包括子女、亲密感和劳动分工收益等等一揽子商品的集合。那计划生育可被理解成一种消费税：每个家庭按其特征都会被分到一个可生育（消费）孩子数量的配额，超过这个配额的部分就会被罚款（征税）。公共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税会减少个体对商品需求，还可能会扭曲个体的消费行为。我和黄炜最近一篇论文就发现：一方面，一胎政策降低了年轻人（尤其是汉族）的结婚意愿；另一方面，在那些汉少通婚家庭享有特殊政策（例如，可多生一胎）的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通婚率明显上升了。在后者的情境下，与少数民族结婚某种意义成为了一种“逃税”的渠道。但是这种扭曲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有利的。这等价于是分给他们可合法多生一个孩子的配额，并允许他们通过婚姻市场来出售这个配额。那么少数民族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就会相应上升。这也和我们的研究结果吻合。我们发现，在存在汉少通婚家庭特殊政策的地区，一胎政策使得少数民族找到的汉族伴侣的教育程度更高了。

　　对“全面二胎”时代的政策启示

　　今天，创业与创新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上的作用日益重要。与农业时代不同，人口规模不只不再是制约增长负担，还成了未来产生更多创新的土壤。但是，创新不只依赖于人口的规模，更取决于人口的质量。在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后，那些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更有可能多生孩子。但这些家庭往往缺少条件同时为两个孩子提供足够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同时，如之前所述，“全面二胎”还有可能对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带来负面冲击。在失去了一胎政策的托辞之后，一些妇女还会迫于丈夫和长辈的压力，不情愿地进行生育

　　很多人在讨论，在“全面二胎”之后，从计划生育相关工作的人员是不是就无事可做了。我想，他们或可转变职能，从控制人口数量走向保障人口质量。比如说，他们可以为低经济社会地位家庭提供支持，他们可以监督女童得到和男童平等的对待，他们还可以帮助妇女维护其在生育数量上的发言权。倘若如此，计生机构完整的组织体系和数十年的基层经验，将对于缓解“二胎政策”的负面效果大有帮助。（作者系伯克利人口系博士周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