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塑造中国经济未来

    在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在“十三五”开局之际，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策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战术安排。

　　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机遇与变革？就此话题，上证报记者邀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彭博经济学家陈世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参与本期圆桌问答，共同探索中国经济未来的支点。

　　上证报：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贾康：中国经济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由不平衡向较平衡状态作调整以及由被动的高代价平衡向积极主动较低代价的平衡作调整，势在必行，而且变不均衡为均衡的过程，也是释放潜力、激发活力、合成动力、打造“升级版”的过程，客观上需要特别发挥供给侧管理的结构调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给。

　　陈世渊：供给侧可以理解为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对应需求侧而言。现在的主要改革，比如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和政府改革，都是改善供给侧。

　　张军：供给和需求相对应，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发生在投入侧而非产出侧的改革。不过，供给侧结构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而结构是和总量相对应的，所谓结构，是指比例，结构改革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

　　上证报：为何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贾康：目前中国经济客观需要供给升级，同时结构性分化过程正趋于明显。相应于这番情景，过去侧重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可用空间已经显著收窄。在“新常态”下，投资尤其是政府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国际需求低迷且不确定性明显，国内需求方面的家电、汽车、住房等大宗“耐用品”已基本走完排浪式消费的历程，正在向个性化、多元化和对接“服务型消费”方向转化，结构性的优化细分成为发展潮流和经济成长性的新支撑因素。

　　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为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与民主法制化发展过程由五大要素动力源合乎规律地优化重构而成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为成功实施赶超战略，在政府职能方面，必然要有意识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而且尤需做好供给管理。

　　陈世渊：一般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比如减息和增加财政支出，主要是在潜在增长率到一定的时候通过刺激需求端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摊平经济周期。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

　　张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改革的方向更需要在增量上做文章，比如说增加某些领域的投入，光靠财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途径是政府要放开这些领域的准入，让民间资本能参与到这些领域的投资当中，让民间资本分享回报。

　　也就是说，结构改革看起来是要提高某些领域的比例，但其实是政府要在这些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让准入更加便利，让更多社会资本能参与投资，甚至主导投资，而且政府要确保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能有合理回报。这就需要体制改革。

　　上证报：如何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贾康：我们从原来货币政策的“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搭配，转入“新常态”下的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搭配之后，坚持有所区别地对待“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支撑条件，并适应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客观需要。

　　陈世渊：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区分开，强调的是不同政策要配合使用，而不是互相排斥。强调供给侧，也就是突出改革的急迫性。需求侧政策可稳住短期增长，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从而达到近期增长和长远可持续增长的平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实际执行上，主要在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提高政府管理绩效，降低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激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提升我国的全球竞争力。

　　张军：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通过政府体制改革，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至于哪些领域需要改革，我认为首先是民生领域。相比全社会平均投资水平，医疗、社保、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明显不足，需要通过结构改革把比例拉上去。但是拉上去也不一定就是投多少资金的问题，而是要把投入高的领域要降下来。

　　其次是制造业领域。中国制造业投资的比例在全球来说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但现在由于需求等方面的原因，制造业面临很大压力，很多领域投资过多，产能过剩。如何让制造业在需求受到抑制的环境中还能继续保持发展，显然这也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这需要采取两种手段，一方面是动存量，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进行存量的并购重组，把过高的比例降下来，如钢铁、水泥等行业，需要有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来，通过并购重组，改变存量；另一方面要进行增量的改革，政府需要放松更多部门，让社会资本在新兴产业、高端产业上有更多投入，增加民间资本的投资机会，把产业结构转移到适合现在市场需求结构的轨道中来。

　　上证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给经济发展带来什么？

　　贾康：这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而且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长时期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陈世渊：最终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同富裕。

　　张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经济结构20年不可能都在同一个水平，需要升级。现在的消费升级很快，中国有大量中产阶级消费人群向海外购买消费品和服务，反映国内供给能力在这些领域还是比较落后。所以，通过结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让中国的供给能力能适应领先的需求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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