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年近七旬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又一次向西域进发。当四辆福特卡车、一辆小轿车组成的车队与专门驮运汽油的驼队相遇时，其中一头骆驼，昂首阔步踱到了他们跟前。原来，早在1927年考察西北时，它就成了赫定的“朋友”，如今，老友重逢，“像过去一样，伸出它那美丽的毛茸茸的大脑袋，向我们讨面包吃”。
不过，再次听到驼铃——它被视为“无韵之诗”，赫定坠入了迷思。“我聆听着，深深为这古老而又熟悉的铃声打动，正是这千百年来回响在商队经过的古道上的特殊旋律，长伴着旅人商贾展开了一幅幅多姿多彩、震撼人心的沙漠生活图景。”在《丝绸之路》一书中，赫定写道。
汽车取代了驼队，驼铃依然承载着千古文化乡愁。可以说，正是在接触、寻觅与发现的过程中，人们才开始真正亲近、理解丝路风流。且看右边的这件仕女俑，制作于七世纪长安，俑人服装——胡式上衣，配汉式披巾，加薄纱裙罩条纹长裙——“融合了胡、汉两方面的时尚元素”，因此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时，因其与芭比娃娃一样时髦，一样高（29.5厘米），被称为“唐代芭比”。
如果以芭比娃娃来比照仕女俑只是一个浅显的“标签”的话，那么，它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则有赖于详加考证了。考古学家发现俑人胳膊是由废纸卷做成，用蒸汽熏软后，从中拆出了多种文书，包括当铺小票，有一张还划着一个又粗又黑的“7”字型线表示账目勾销。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文书，借此点面结合，深入研究，这既是学术的旨趣，毫无疑问，也是丝绸之路的魅力。
事实上，通过新出土的文书、墓志、考古材料来研究，已成一种学术风尚。今年面世的著作里，学者荣新江充分利用西域出土文书，以多个个案探讨“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汉学家芮乐伟·韩森以文书为核心，激活历史细节，构建了“丝绸之路新史”；还有学者从文献出发，研究唐代丝绸之路沿线交通与政治关系的变化。
每一次研究写作，都是重新审视，或者是更新和重构。丝路风流今又是，当我们以驼铃、仕女俑、文书等事物追溯丝绸之路这条“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时，当越来越多的人以全球化的视角平等地看待欧洲、中国主流文明之外的文明时，古道新史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撰文/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号ibook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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