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璧后的皿方罍，带着离散百年的故事来到上海(组图)

　　11月18日，上海博物馆年末大展“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开幕。与鼎鼎大名的皿方罍共同现身此展的，还有另外10件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全部出土于湖南，年代被定在商末周初。这也是皿方罍合璧之后第一次走出湖南。为筹备此展，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与青铜器部主任周亚早在今年8月便入湘参会、考察，最终促成展览落地。

　　皿方罍被称为“方罍之王”，其体型硕大、造型独特、纹饰精美。上海博物馆专家在用仪器对此罍进行CT检测时发现，其铸造手段刷新了此前学界对青铜铸造技术的认识。除了历史价值引人瞩目，发生在皿方罍器身上的故事也跌宕起伏：皿方罍出土之后，器盖与器身便天各一方、器盖入藏湖南博物馆，而器身流转海外近百年。近20年来，国内专家屡次希望促成展览或回归，但都未能如愿。直到去年，器身现身纽约佳士得拍场，皿方罍终于在各方的通力协作下回到其出土地湖南。

　　出现在此次展览中的还有另外10件湖南出土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部研究员马今洪告诉第一财经，这11件青铜器是从湖南博物馆馆藏的300多件商周青铜器中精选而出，从中亦可窥见商周时期湖南青铜器的不同面貌、不同来源以及铸造技术。

　　2001年，皿方罍以942万美元创下世界中国文物拍卖纪录。而2014年它终于回归湖南，再次成为焦点。今年，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举办“湖南出土商、西周青铜器学术研讨会”以及“三湘四水集萃：湖南出土商、西周青铜器展”。此次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酌彼金罍”展览，也可视为对这一热点的回应。另据悉，展览名称“酌彼金罍”语出《诗经》，意为“用那青铜之罍，斟上美酒”。

　　大禾方鼎的人脸纹饰近似于蒙古人种，双耳上侧还装饰了曲折角，下侧有兽面纹的腿和足，整体以云雷纹为地纹

　　器身与器盖天各一方

　　根据湖南省博物馆青铜器研究专家傅聚良所撰《皿方罍的出土地点和流传经历》，皿方罍通高88厘米，重达51.5公斤，容积越约51升。罍的四角饰有长条钩戟形扉棱，细云雷纹为地，饰兽面纹和龙纹、鸟纹。傅聚良认为，这件器物是“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罍四面的出脊都如钩子，比较尖锐，这是表现了一种南方青铜器的特征。”马今洪对第一财经说。

　　至去年3月19日湖南省博与佳士得签订合同之时，这件青铜器的器身已经漂泊90年，其间发生的一连串故事跌宕起伏，与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紧密勾连。

　　对于皿方罍的出土时间和地点，文博界迄今尚有争论。根据傅聚良的梳理，占据主流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它是1922年出土于桃源县漆家河，依据为器盖收藏者、湘军高官周磐被处决前的交代材料；另一种则源于湖南省博研究人员的探访、考证以及《桃源民国志》的记载，认为皿方罍出土于桃源县水田乡茅山峪，时间为1919年。

　　据记载，一个叫艾清宴的村民无意中挖出了皿方罍，他并不知这件器物的价值，便将其一直保留在家中。直到1924年，湖南益阳商人石瑜璋看到器身，出重金收购。双方谈好价钱之后(根据周磐的交代材料为400大洋)，石瑜璋便雇佣当地人将器身扛走，却并未拿走器盖。此后，艾清宴将器盖交给儿子所在的新民学校充作学费。也因于此，器盖便流入这所学校的校长钟逢雨手中。

　　1925年，长沙大公报报道了钟逢雨举报石瑜璋买走皿方罍器身的事情，惊动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章士钊要求湖南省长进行调查，最后在长沙一家古玩店发现了器身。但此物在古玩店，当局无法收缴。政府除要求当时从农民手中买走它的石瑜璋归案呈交之外，也就不了了之。皿方罍的器身也自此没了线索。直至1931年，法国学者乔治·苏利耶·德莫朗编著的《中国艺术史》出版，它的踪迹才再次显现。此书中收录了皿方罍的照片，并介绍此物为姚叔来、卢芹斋等人收藏。傅聚良据此推测：“所以此器到上海后应是卖给了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人。”1950年代，器身流入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手中。直至2001年，器身被新田栋一的家属交予纽约佳士得拍卖，以924万美元之价创下当时的中国文物拍卖记录。2014年，此物再现佳士得拍场，“首身合一”才最终达成。

　　一直留存于中国的器盖面临的也同样不是坦途。流入新民学校之后，当时的湘军首领周磐以3000元银币买下。直到1952年，在镇反运动中面临处决的周磐才将这件文物交给政府。1956年，皿方罍器盖被移交湖南省博物馆。

　　曲折的回归之路

　　此次来到上海的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建毛向记者谈起了去年皿方罍回归的历程。此物确定在纽约佳士得上拍之后，消息迅速扩散，湖南省博物馆与华人藏家组成了谈判组，来到纽约与佳士得进行洽谈。但私洽有失败的可能性，当时，大家达成了这样的默契：如果私洽不成功，最后进入拍卖程序，大家也不能去抬价格，尽力促成湖南省博买下皿方罍。但另一方面，华人藏家不出手购买，外国大藏家也可能出高价争抢此物。当时，诸多华人藏家以各种方式为湖南省博呼吁，最终促成了漂泊百年的皿方罍器身落叶归根。“这个过程还是相当令人感动的，大陆、香港和台湾的藏家都达成了一致：这件器物应该回到湖南。”李建毛说道。

　　其实，国内文博界对皿方罍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92年，上博物馆馆长、青铜器专家马承源便曾在新田栋一家中看到皿方罍器身，当时他立刻判定，眼前这件青铜器与湖南省博馆藏的器盖应为一体。周亚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当时迅速判定日本这件器身与湖南的器盖来自同一件器物的依据有三个方面：其一，器盖与器身铭文基本一致;其二，器盖与器身的形制特点吻合;其三，皿方罍的纹样很有特点，其上的兽面纹极为特殊。

　　马承源将自己的结论告诉了湖南省博和新田栋一，并提出此物到上博展出的计划。此后，湖南省博将器盖送到上博，但新田栋一最终未能将器身送到中国，展览因此搁置。另据杨志刚透露，2001年，皿方罍第一次现身纽约佳士得时，上海博物馆也曾有意征集，但最终成交价远高于之前框定的价格，中国又一次与皿方罍器身失之交臂。

　　去年去纽约与佳士得谈判前，湖南省博为表慎重，特地将馆藏器盖进行3D打印，带到纽约，与器身对照确定吻合之后，才定下了购藏的计划。

　　文化交织带来多彩形貌

　　皿方罍之外的10件湖南青铜器，也是自湖南省博的馆藏中精选而出，颇有看头。“这些青铜器既融汇了中原风格，也有湖南本土风格，基本上代表了湖南青铜器的亮点。”周亚介绍说。

　　对于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其铸造地往往伴有诸多争论，从中可以看到商周时期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互通。青铜器研究专家张昌平曾撰《论洞庭湖周边的青铜器——从皿方罍说起》一文探讨湖南一带出土青铜器的内涵及其文化、艺术特征。在此文中，他指出：皿方罍显现出很多典型的中原商文化特征。同时，与殷墟青铜器相比，其造型与纹饰更为繁缛，有其独特之处。他进而指出：“与皿方罍的情况类似，在今宁乡周围一些地点出土的青铜容器，如人面纹方鼎、戈卣、兽面纹提梁卣、兽面纹夔龙纹瓿等，与殷墟青铜器有类似之处，却又保留着自己的特点。”他所提到的这些青铜器均会在此次展览中呈现。

　　马今洪则表示：商周时期，湖南地区青铜器的复杂面貌多与此一时期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影响力的此消彼长有关。几种文化在当地相互角逐、交融，使得当时的青铜器呈现不同于中原的多元面貌。另一方面，同一时间横截面上的地域沟通也是构成这种多元性的原因。“有些青铜器也并非出自湖南，可能是通过长江的交通线路运到当地。”他说。

　　“相比于殷墟出土青铜器，湖南出土的器形体较大，且以酒器为多。”马今洪对第一财经说，“青铜器的出土情况也有独特之处：绝大部分出自窖藏，且在山顶、河、湖边出现，大都为一件单独出土，这可能与祭祀山川的习俗有关。有些容器出土时，腹内还装有玉器或铜器。”这次展出的戈卣和兽面纹瓿便具有典型性：商代晚期的戈卣腹中有多枚玉器，如玉珠、玉管、玉璜等;兽面纹瓿内则藏有224件铜斧，也是南方一种特殊的埋藏现象，在马今洪看来，这两件器物应该也是用来祭祀山川的。此次出现在上海的大禾方鼎也极具特点，这是湖南地区出土的唯一一件青铜方鼎。器壁四周装饰有高浮雕的人面纹饰，人面五官的形象十分准确。马今洪表示：从五官特征来看，人脸装饰近似于蒙古人种的特征。同时，人脸双耳上侧还装饰了曲折角，下侧有兽面纹的腿和足，整体以云雷纹为地纹。由此推测这可能是一个人兽合体的神人形象。

　　之所以从湖南省博的诸多青铜器中选择商代晚期到西周的器物，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所具有的独特面貌。“那一时期，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受中原文化影响强烈，素以造型独特、纹饰精美、铸造精良著称于世。到了东周时期，楚文化几乎覆盖湖南全境。青铜器铸造于是也出现了很大变化，装饰观念、铭文和铸造技术都有所不同。”马今洪告诉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