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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插画/许英剑
有话姚说
面对大量狂热非理性的放生行为，以及一些必要的合理的放生行为，我国法律应当回归危害后果，对可能造成生态危害的行为进行更细致的规范。
19日，浙江媒体核实了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称：有个神秘的萧山男子，每次都买上万斤大闸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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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放生界，土豪和另类的程度不断刷新。将池塘里面人工圈养的大闸蟹，如此大批量的在冬季来临的时候生生投入钱塘江中，根据水产专家的说法，除了并没有达到放生目的之外，也有可能对生态带来影响。
那么，如果造成了危害，这些行为会受到处罚吗？从全国性的法律来看，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法要求对误捕的野生动物立刻放生，其他法律中对于影响生态的放生有禁止性的原则要求，但还缺乏具体的处罚措施。在各地的地方法规中，有一些相应的规定，比如《杭州市渔业资源保护管理规定》规定：向开放性水域投放危害性外来水生物种的，要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北京刚刚颁布的《北京市园林绿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擅自在湿地保护范围内投放外来物种的行为进行了细分，最高处罚额度为五十万元。
北京的处罚措施更为严厉，但有个局限性就是仅限于湿地保护范围，而杭州的放生也限定在开放水域中。相比于更为繁杂的放生行为，这些处罚措施局限性就更为明显。比如国内多地都出现过在森林中放生毒蛇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引起了当地居民对安全的恐慌，在长白山的蛇群，还引起了公众以为长白山要喷发和地震的恐慌。而放生毒蛇，目前就缺乏相应的法规应对。至于鳄龟的入侵，则是更为广泛的放生引发的后果。
放生是宗教行为，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属于世俗社会的秩序。有放生文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寻找应对有危害性的放生行为的方法。
同样有着放生传统的日本，虽然没有中国这种土豪滥放生的行为，但从生态角度对放生有着严格管理。日本2005年通过了专门法《特定外来生物被害防止法》，涵盖各种可能的外来物种问题，辅以严格的法规管理与执行。尤其是若有放生特定外来物种，将对个人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日元罚金，对法人处以1亿日元以下的高额罚款。日本的法律，既回避了对放生的价值判断，又严格禁止了危害行为的发生。
同样热爱放生的中国台湾地区，相关法律就因为针对放生进行专门规定。台湾放生的管理也有借鉴之处，台中市规定非公职人员检举违法放生案件，可以获得罚款金额百分之十至三十作为奖金。鼓励公众的参与，无疑大大降低了政府发现违法放生的难度。
回到国内，面对大量狂热非理性的放生行为，以及一些必要的合理的放生行为，我国法律应当回归危害后果，对可能造成生态危害的行为进行更细致的规范。对于可能造成危害的放生行为，不仅需要更为细致的处罚措施作为配套规范，还可以奖励普通公民参与监督，从而避免土豪放生成为笑谈之余，还危及生态环境。
姚遥（公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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