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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日上午，随着一声钟鸣，广东顺德莫尔厨业有限公司在上海Q板市场挂牌交易。
41岁的王建平站在公司股东行列里，穿着整齐的黑色西服，面露微笑。
他，是2013年“萧山冤案”的五位主角之一。
从监狱里曾经穿着号服的“死刑犯”，到如今一身正装站在上市公司股东行列里，王建平“逆袭”式的人生经历，比许多电影情节还抓人眼球。
当初拿到196万国家赔偿后，有人劝他，这些钱你什么都不做，这辈子也够用了。但从“里面”出来的他，觉得自由才是最宝贵的，所以心里想着要去广阔天地闯一闯。“不怕输，再苦也比那17年过得好。”王建平说，他要把那失去的17年追回来，即便有一天失败了，那也算真正拼搏过，不会后悔这一生。
做股东
看自己有用还是没用
2013年时，王建平他们5个人常相聚谈生活，谈近200万的赔偿款该怎么用。
王建平选择了用来投资创业，做过木箱厂，也开过代驾公司。相比之下，另外4个“萧山青年”则更稳妥谨慎。陈建阳、朱又平今年先后在萧山投资了一家网吧，赔偿金投资一半，存起来一半。田孝平、田伟东则赋闲在家，靠买理财产品和出租房产也有稳定收入。
谈起王建平，朱又平说如果他这一步走对了，就是我们当中最好的。田孝平则说自己绝不会像他这样投资。而唯一留在老家生活的田伟东，则把王建平比喻成“都市里的贵族”，自己则是“深山里的和尚”。
新京报：今年公司挂牌，作为股东你激动吗？
王建平：这是我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有很多困难。
新京报：有当老板的感觉吗？
王建平：没有。现在我在公司做监察，主要是协助、调节股东们的关系，巡查工厂、公司的工作，未来旗舰店开起来，会承担一部分店面的管理工作。
新京报：可公司职员们叫你“王总”。
王建平：我觉得愧不敢当。在“里面”的十七年是空白，刚出来时在取款机前站着都发晕，更别说手机、电脑了，在很多地方我不如他们。
新京报：你是怎么投资这家公司的？
王建平：我与公司的发起人认识二十多年，他想创业找我合作。开始我没同意，怕做不了什么，会影响公司生意。他说没事，不懂你可以学，没有人天生会的。我考虑一段时间，觉得他说得没错，只有去做了才能学到东西。
新京报：你投了多少钱？全来自国家赔偿吗？
王建平：第一次启动资金投了50万，第二次把房子抵押投入150万。全部来自赔偿金，在里面那么多年，自己没什么钱。
新京报：你把全部财产都投进去，有没有考虑过风险？
王建平：刚拿到补偿时，有人跟我说，这些钱你什么都不做，这辈子也够用了。朱又平他们也劝我，一定要稳一点，不要做那么大。但我心里总是想争口气，看看自己到底有用还是没用。想想服刑时，跪在地上摘棉花，每天吃3个酸馍馍，即使钱收不回来，日子也比以前好吧。
谈创业
出来闯就得适应规则
5人之中，陈建阳与王建平最先创业。王建平与人合作一个木箱作坊，陈建阳办了一个机械加工厂。好景不长，两人生意相继结束，去年陈建阳刚低价处理了剩下的设备，损失十多万元。
“我们的学费太昂贵了。”由于脱离社会多年，5人面对社会都有种无力感。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还是20年前，当陈建阳向别人咨询机械厂时，对方说那已经是夕阳产业了。3年来，田伟东也一直想找机会做生意，可是隔行如隔山，你说我们懂啥？
但王建平在挫折之后，开始明白，社会从来都是这个样子，“既然你想出来闯，就应该适应这里的规则。”
新京报：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王建平：很早就开始单干，做过包装箱加工、注册过代驾公司，投资了酒吧，还在广州包了100多亩地搞种植。
新京报：你第一次创业做的是什么？
王建平：2013年底，我做了一个木箱加工厂。当初我想得很简单，就是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扣除运费、加工成本，中间差价肯定有利润。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以为看透了，其实看到的只是皮毛。
新京报：当时你没看透的是什么？
王建平：当时做得很辛苦。低价货源难找，客户也难维护。谈好长期合作的客户，拖欠几回货款就去找别家供货了。后来发现，他们总是这样，到处拖欠，自己省下现金流去周转了。这些事以前根本不知道。
新京报：当你遇到挫折时怎么排解？
王建平：开始很气愤，好像很平静地回到家，突然忍不住就大骂一顿。攥紧拳头使劲捶墙，摔手机，摔完了又心疼。渐渐我明白了，社会从来都是这个样子。既然你想出来闯，就应该适应这里的规则。再遇到问题就平和多了，能解决的尽力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先放在一边。
新京报：经历过这么多失败，有没有怀疑过自己？
王建平：我一直怀疑自己，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有一些想法，但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操作中没有那么顺。但我觉得我已经错过了17年，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没时间去等，想到了就去做。有一天我真的失败了，我也真正拼搏过了，那时也不后悔。
聊家庭
渴望有个相爱的女人
对性格倔强的王建平来说，这17年能够活着，家庭是他最重要的支撑。出来以后，看到可爱的小侄女，自己也渴望拥有一个家。目前，除了王建平，“萧山青年”其余4人都已经结婚，3人已经有了孩子。朱又平的孩子快满一周岁，家庭的美满帮助他抚平了过去的伤痛。
2014年，王建平也恋爱结婚了。他对妻子只有一个要求，孝敬父母，他觉得亏欠父母的太多，这辈子也还不上。但妻子与老人不和，最后两人离婚。现在，王建平不敢想，今年41岁，等孩子长大到20岁时，他已经60多岁，就算能看到孩子结婚，也很难看到第三代了。
新京报：出狱3年来，有没有特别难过的时候？
王建平：刚出来时，看到父母的白发和皱纹，我内心深处接受不了，情不自禁地流泪爆发了。我是长子，觉得很亏欠他们，一辈子也还不清。我自己再怎么苦没事，不想看到他们受苦。
新京报：你拿国家补偿投资创业，父母知道吗？
王建平：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这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他们很担心，但是也支持。说以前你被关着，想做也做不了，你想干就去干，我们也不拖你后腿。但是有一条，不能走歪路。亏了就亏了，回家饭还是有的吃，家还在。
新京报：现在接触社会多了，还会有不适应吗？
王建平：现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留下的越来越重要。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没有几个人，都删了。最大的感触是，社会上人与人相处太难了，尤其是遇到钱的问题，有的人立场不坚定。
新京报：遇到钱的问题？
王建平：国家赔偿刚下来的时候，突然多了很多朋友。嘘寒问暖，感觉真的关心我。很快他们就说，家里有什么事，能不能借几万块钱，周转过来就还。那时候我很希望能有朋友，愿意帮助朋友。钱借出去之后，他们就不再给我打电话，我打过去问，他们说现在没有。慢慢再也不联系了。
新京报：你自己怎么看待那段过去？
王建平：其实我们5个人很多时候不想让别人知道那段过去。5个人里面4个人都离开了老家。有些人知道了会排斥你，戴有色眼镜来看你，有的人就把你当成一个故事，看过、说过、笑过，就仅此而已。我经常想，如果这十七年我没有进去，那么我会干什么，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想想也挺有意思。
新京报：你现在最渴望的是什么？
王建平：渴望有个相爱的女人，再生一个娃娃。事业上我的目标不是赚多少钱，更多是想证明自己。家永远是人的港湾，娃娃是开心果。我父母也一直想能抱上孙子或者孙女。
新京报记者 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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