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智库看中国投资非洲：赢家输家都是谁

　　（导读）在对于中国投资非洲的的评价中，国际和国内的舆论多以两类为主：一类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的批评舆论；另一类是中国为自己投资的辩护舆论。但在这种批评中，我们却忽略了中国投资的重要参与方——非洲国家的想法。缺少非洲国家观点的评论无疑是不客观的。为此，安邦研究团队与外文团队特别翻译了来自非洲尼日利亚的一家智库——The Initiative for Public Policy Analysis（IPPA）对中国投资的研究报告：《中国在非洲：中国投资评估》。我们相信，来自非洲智库的观点，将为客观评价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视角和分析。

　　文/安邦咨询（ANBOUND）

　　摘要：在对于中国投资非洲的的评价中，国际和国内的舆论多以两类为主：一类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的批评舆论；另一类是中国为自己投资的辩护舆论。但在这种批评中，我们却忽略了中国投资的重要参与方——非洲国家的想法。缺少非洲国家观点的评论无疑是不客观的。为此，安邦研究团队与外文团队特别翻译了尼日利亚的一家智库IPPA对中国投资的研究报告相信，来自非洲智库的观点，将为客观评价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视角和分析。

　　一、研究背景简介

　　很多人对中国重返非洲感兴趣，看法五花八门，有乐观的，也有担心迷惑的。中国重返非洲引发了对两个核心问题的激烈争论，即中国重返非洲的动机是什么？对非洲的发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过，很多人认为，中国显然是在重蹈数十年前西方国家的覆辙，那时西方国家掠夺了非洲的资源，统治了非洲。因而很多人质疑中国是一个新殖民国家、掠夺者，还是一个发展伙伴。各种质疑无法一一解惑，而事实是，中国仍然把非洲大陆视作其新的投资前沿和政治同盟。中国渴望开发非洲大陆，并准备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发展援助。

　　中国近年在非洲的经济利益和投资使中非双边关系受到密切关注。事实上，中国经济活动在很多方面影响着非洲。受影响的领域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基础设施发展融资、非洲商品产品价格上调以及低价电子电信硬件产品的引进。

　　二、中国在非洲：历史演化

　　中国在非洲的第一阶段始于1955年的不结盟国家万隆会议期间。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非关系得到实质性改进。当时，中国在非洲寻找盟国，建立起制衡苏联霸权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力量。中国由于自己有被殖民地化的历史，自视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而非洲国家则理所当然被视为盟友。另外，中国意识到非洲国家在其与台湾外交争斗中的重要性，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投票在联合国至关重要，能够帮助化解中国与中国台湾之间的外交之争。因而，中国使非洲国家在其与台湾的外交争斗中站在自己一边，中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席位，此外中国还自上世纪50年代起把非洲国家视作自己的战略伙伴。中国资助了许多建筑项目，支援了非洲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独立战争，推动了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国向30个非洲国家提供了援助。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转而关注国内经济发展，中非关系急转直下。这一时期中国逐步摆脱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改革，更青睐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改革需要西方国家的FDI，但1989年后中西关系恶化，中国必然从中吸取到有用的经验教训，即通过交易和依赖西方国家来获取FDI会起到反作用。这促使中国又一次扩大与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交往。

　　三、中国重返非洲

　　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重返非洲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洲大陆的参与程度达到空前水平。中非关系在各领域都得到发展，包括贸易、投资、发展援助、技术转让和培训，中国私营公司和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活动和投资都有所增加。这个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中国对几个非洲国家的发展援助得到推进。发展援助的目标之一是更多关注发展技术援助和基础设施。

　　可能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中国并没有像西方殖民者那样插手非洲政府，而西方殖民者则掌握着每个殖民地国家的行政治理权和资源。但非洲领导人认为与中国具有更紧密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会保证他们国家未来经济的繁荣，因为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81至2005年期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的比重由84%下降至15.9%。许多非洲国家不仅把中国视作经济伙伴，而且还是一个可以提供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另外，在获得贷款和项目融资方面，非洲国家认为中国可以代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也希望较少依赖西方的外资和发展援助。总之，中国利用援助和投资来支持中国的三个核心要务：战略外交、思想价值和商业利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反映了这些要务。

　　首先，在外交层面，中国通过援助非洲来确保非洲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此点在前面已有提及。其次，从思想意识层面，中国认为中国的地位曾经与目前的非洲地位相类似。1978年日本以低息贷款的资助形式向中国出口价值100亿美元的工业技术和材料，以换取中国的石油和煤，中国经济发展自此起步。中国与非洲签订了相类似的协议来发展经济关系，促进非洲发展。中国认为自己的对外援助和投资不仅会促进非洲发展，也会增加中国经济利益。中国已经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自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作为非洲经济崛起的样本。

　　中国援助有近一半来自官方，而其余则由优惠贷款和减免债务组成。1996年，中国提供了4.1亿美元海外发展援助资金，到2007年，援助额已上升至30多亿美元。2005年，中国援助总额为8亿美元，2009至2012年则上涨至100亿美元，其中包括中国向非洲提供的优惠贷款。不过，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CGD）秘密数据库显示，2000年至2011年间，中国向非洲50个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为750亿美元。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中国的融资额由2003年的10亿美元增长至2006年的70亿美元。

　　中国援助的特点是，中国与受援国之间主权平等、互相尊重。中国无条件提供贷款，无需支付利息，可以容易地更改偿还日期。贷款的投向是那些可以增加收入的项目，这些项目使受援国可以自力更生，不依赖中国。另外，中国援助和贷款吸引非洲领导人有四点原因：一、通常西方援助都要求有良好管治、财政纪律和其他附加条件，而中国援助则没有；二、许多非洲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受内外威胁，要求他们进行政治解放和民主化，这也是西方捐助国的条件之一；三、中国不利用一国的债务去控制其经济，会迅速给予债务减免，如2000年中国授予31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减免总额达到13亿美元；最后，中国的出口信贷为非洲政府提供了替代融资来源，帮助它们特别是陷于古老殖民贸易模式的国家实现贸易伙伴多样化。

　　四、中国重返非洲的关键驱动力

　　中国重返非洲，主要是考量了如下关键因素：首先，中国现代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工业基地的扩张，需要能源尤其是原油。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也增加了国内对自然资源需求，包括石油和天然气、贵金属、铝、铜和铁矿石。而非洲富有这些自然资源。其次，非洲人口被看作是中国产品的潜在市常中国增长严重依赖制造业，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可靠的消费者市场来维持其快速发展的轨迹。第三，非洲制造业和其他产业多年来一直享受垄断地位，受到保护。非洲国家的经济改革放开了受保护的市场，向外部世界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敞开了大门。至今为止被排除在非洲市场以外的许多公司（包括中国公司），现在也对非洲新市场产生了兴趣。第四，中国国有企业为了完成私有化的过渡，被迫在中国以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私有化企业需要更多进入如非洲这样的国际市常中国公司2000年得到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助额为40亿美元，2005年为150亿美元，它们已准备好在其他国家寻找机会。最后，中国重返非洲，希望塑造全球超级大国的形象。中国走向世界，是希望展现中国也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竞争。当然，这一点仿佛已被认可，因为中国国有和私有公司在非洲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规模相当可观。这意味着美国已被迫承认中国在世界上的巨大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

　　五、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模式

　　近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模式引起了很多非洲和非洲以外人士的严重关切。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仿佛都是从情感的角度来加以报导的。两国进行贸易时，每个国家获得收益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各自的输出结构和比较优势；每个国家的产品是否具有竞争力则取决于交易成本。中国与非洲国家也不例外。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都在非洲投资，但是指导它们投资的哲学却大相径庭。中国国有企业受国家利益驱动，大规模投资于采掘业，而中国私营公司则受市场驱动，在采掘业以外进行投资。另外，私营部门受利润驱动，目标是在投资接受国创造持久的经济机会。不过，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倾向于聚集在不同部门和国家。

　　通常来讲，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更为重要，但是私营部门投资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增长。中国在每个部门每个国家的投资规模都不尽相同，这表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正在增长，并日益多样化，并没有必然地集中在采掘业。截至2012年，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在非洲的投资额达到147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60%还要多。中国在非洲的总投资额已超过400亿美元，投资形式各种各样。

　　不过，中国投资模式的更迭表明，世界上每个地区都对中国具有某种吸引力。与通常看法相反的是，亚洲是中国的后院，中国在亚洲的投资最多，而不是非洲。曾有一种传播广泛的观点认为，中国在非洲投资强劲，但这一观点在数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在中国向非洲投资的鼎盛时期，非洲所占份额也仅为1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总份额中，非洲所占份额2004年为4.3%，2008年达到9.8%峰值后又跌回至2010年的0.3%。这意味着，所有中国大型企业在2005至2008年期间都在非洲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但是2009至2010年间，投资额又已大幅回落。

　　中国企业减少在非洲投资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普遍存在的非洲生意难做的负面看法。非洲仍然被看作是一个难于做生意的地方，这与非洲的法规不确定、管控分层级、税收多样化和政治不稳定不无关系。并不是所有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投资都是切实盈利的、成功的。关于中国公司投资非洲的最初大肆宣传已然不在。有记录在案的是，中国在全球投资中的主要失误之一就发生在非洲。例如，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CCECC）投资80亿美元来升级尼日利亚铁路，到2006年已缩水成了8.5亿美元。而且，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具有巨大的风险，因而盈利更加不稳定。例如，尼日利亚大多数石油区块都位于土匪、暴动和非法挪用石油泛滥的区域。

　　六、非洲获得了什么？

　　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向非洲的投资是给非洲各国造成威胁了呢，还是给它们带来了利益？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西方各国昔日对非洲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现在它们的作为。诚然西方已经为非洲提供了相当大数量的援助，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虽然日益增长，但与西方所提供的海外发展援助（Overse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比较，则相形失色。然而，投资不能解决问题，不能应对非洲发展的挑战。否则的话，在过去50年中，数十亿美元的投入应可以改善非洲的面貌。但西方却在对非洲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部门中“用脚投票”（游走）。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对非洲进行了投资，帮助非洲在2007年实现了5.8%的有史以来最高经济增长率。这一经济增长率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对非洲的投资。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中国政府在与非洲各国签署开发或者其他经济活动合作协议之前，并没有附加政治条件。第二，中国的企业愿意投资于西方公司不愿投资的领域。西方投资者和援助机构不愿意投资的领域包括：有形的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这些都是对非洲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众所周知，非洲迫切需要各种基础设施。每年寻找大约200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份艰苦的工作，所以中国的投资在非洲受到欢迎。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便没有在非洲投资重型基础设施项目。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农业的支持削减幅度高达90%。最近，世界银行迫于环境非政府组织施加的压力，停止了对非洲棕榈油农民的资助。中国企业大规模投资于非洲基础设施的改造中。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公司已经帮助非洲营建了桥梁，改善了铁路、电信网络和其他急需基础设施。有一点特殊之处在于，不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有多大，都不会附加任何条件。相比其西方各国及其机构因为担心投资不会得到足够回报而不愿投资基础设施相言，中国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价值很高。

　　另外，中国对矿产和其他提取物的需求已经提升了某些商品的全球价格，如铜、铝等。该国对这些矿产的需求已帮助扭转了长久以来这些资源价格下跌的局面。非洲各国政府带来了急需的财政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很多中国公司在非洲的生意都是西方国家不愿进行投资的。比如，2005年中国和尼日利亚签署了一份8亿美元的原油销售协议。为此，中国5年内可以每天购买3万桶的原油。另外，中国还可以获得尼日利亚四个石油区的经营执照并接管炼油厂。这些都是风险性极高、赔钱的投资项目，西方没有石油公司曾想过要进行投资，因为这些项目都位于政治动荡、存在潜在危险的地区。

　　此外，当援助本身有时无法实现解决失业、消除贫困，也不能通过当地经济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的时候，中国投资以采购和提供当地管理专家及技术转让的方式，为非洲提供其他投资资金来源。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廉价消费品在中国对非出口商品中依旧占据很大比例，这表明已准备好支持非洲产品的价值链。

　　同时，为更好地融入21世纪，非洲也必须增加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并引进新技术。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中国已经履行帮助非洲培训劳动力的承诺，为很多非洲专业人士提供了培训。机械、电子设备和高科技产品已经出口到了非洲。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国在非洲兴建了更多的加工非洲原材料的工厂，而不是只提取出低附加值的非洲产品来在中国加工。比如，中国的行李箱加工企业在2000年同非洲开始了贸易合作。2003年，该公司在尼日利亚设立了工厂，满足尼日利亚本地市场的需求，为政府增加了收入，产品还出口到了像加纳等其他地区。在技能转让和人力资源发展上，中国在2000年到2006年间，一共培养了16000名非洲专业人士。当时计划在2010年至2012年间，再培训2万人。

　　2013年，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要继续扩大对非的援助计划，希望到2015年提供18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为非洲各领域培训3万人。非洲同时还可以获得中国各家银行提供的优惠贷款。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资助金、优惠和商业汇率贷款。鉴于非洲的信用评级较低，他们必须要支付巨额风险溢价才能获得商业资本。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的优惠贷款可以通过援助预算给予补贴，因此比商业贷款机构所提供的贷款的利率要更低。

　　非洲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种类呈现出了更为多样化的趋势，但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手工艺品三类。另外，中国产品更适合非洲的需求，价格低廉，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消费水平。这些商品能够适应每个非洲国家的收入水平。非洲手机价格相对较低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手机大量涌入占据了市常这最终也拉低了其他市场供应商的价格，使得大批非洲人用上了移动电话。同样，非洲计算机的普遍程度也因廉价中国电脑的进入而有所加快。这使得很多并不富裕的家庭都用上了之前一直为非洲富人所特有的电脑。中国在拉低价格水平，满足普通人需求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非洲承受着债务的负担。传统捐赠者已经承诺减免部分此类债务，但这还是要取决于实施从紧财政政策的非洲各国政府。中国已经承诺减免12亿美元由高债务的贫困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所持有的债务。如，在2009年，中国在全球共减免了38.3亿美元的债务，主要是针对非洲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非洲必须要保持高增长率，扩大贸易额，特别是出口。尽管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中非贸易在这些年间一直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事实上，5.8%的经济增长率绝大部分都是源自中非贸易额扩大的拉动。除此之外，中国还豁免了非洲440种出口产品的对华关税。

　　尽管不可否认，中国投资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但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却依然存在，主要有四个重要的方面：1. 投资企业的投资动机。2. 投资的时间范围。3. 同其他企业的关联程度。4. 当地企业吸收溢出效应和应对竞争的能力。从获得的资料很明显可以看出，私人资本是以市场为导向，而国有企业是靠政府所拉动的。投资动机则是非洲市场吸引力的又一表现，也可看出中国私营企业所面对的激烈竞争。而关联和溢出效应则取决于东道国的公众舆论导向。比如，在东道国政府发展决策决定的对内投资机制薄弱或衰退的领域，知识和技术转让也会受到有力地限制。

　　中国已经帮助非洲刺激了其经济发展，但还可以做更多。目前缺少的是长期的战略参与，来对非洲大陆的扶贫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然而，有两点需要注意的是：1. 资源充足的非洲国家本应在同中国的关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却没能利用优势提升自身的谈判能力；2. 非盟（AU）一直没能协调中非之间的参与和交流，并充分利用中国的投资为本洲换得更大的收益。

　　七、贸易平衡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只占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一小部分。非洲已经吸引了中国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2003年对外投资数额仅为7500万美元，2011年就增长到了120多亿美元。尽管近期中国的投资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增长，也同样出现了下跌的情况。中国的进出口状况在2000年到2004年间呈现出了大幅度增长的态势。在上述研究年份中，中国的出口额从50亿美元上升到了138亿美元，进口额从56亿美元上升到了156亿美元。中国石油进口量的上升是造成2004年出现贸易逆差的原因。2008年中非双边贸易额为1140亿美元。其中，非洲对华出口额总计520亿美元，而对华进口额为620亿美元。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非洲存在着1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大体上看，中非2012年的贸易额是1985亿美元。而美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额在同一年却只有1089亿美元。而中非之间的贸易量是在整个大洲均衡分配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非洲各国进出口状况和比较优势都大不相同。这也就决定着收益、损失和收入的平衡都面临着挑战。

　　已知贸易数据显示，非中贸易主要集中在几个国家。中国约60%的对非出口是由下面6个国家包揽的：南非（21%）、埃及（12%）、尼日利亚（10%）、阿尔及利亚（7%）和贝宁（5%）。另外，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商品有约70%来自以下4个国家：安哥拉（34%）、南非（20%）、苏丹（11%）和刚果民主共和国（8%）。同时，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非洲各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除南非外也都未能实现多样化，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安哥拉和苏丹的对华出口，商品输出占到了很大比重。除了商品输出之外，非洲的对华出口商品不再满足数量相当和品种多样的特征，但尽管如此，非洲的对华出口却还是增长了4倍。这造成中国与非洲诸多国家之间出现了贸易平衡的问题。在这里还审视从非洲进口原油是重要的。长久以来已有诸多报道称，中国主要是希望从非洲获得足够的原油和其他自然资源，来满足自身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50%的原油是来自中东，中东原油占全球原油储备的62%，而中国1/3的原油是从非洲进口而来。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只占它全部所需的9%，而美国占32%，欧洲占33%。中国对非洲石油储备的索取量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它占非洲已知储备量的比例竟不足2%。但西方石油公司在非洲采掘工业的活动却非常明显。非洲所有的国际石油公司中，有超过65%的公司都来自西方。而国际石油公司大多对由中国石油公司持有的非洲资产，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不太感兴趣。事实上，很多这些资产都是由国际石油公司让渡而来。中国还被指控在非洲进行资源开采时，对人权虐待问题熟视无睹。有趣的是，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对外政策正在逐步调整，因为中国也已经意识到要保护自身利益。出于此原因，中国对之前的政策进行了反思，并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在苏丹达尔富尔（Darfur）进行的维和行动给予了支持。中国还对苏丹政府施压，使得联合国维和人员得以成功派驻，这些都是中国政府10年前决不会做的事情。

　　八、赢家和输家

　　正如之前所述，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各国能够进口和出口的商品也彼此各异。鉴于此，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收益也不可能平均分配。可以预见，一些国家的贸易收支情况很好。而进口多于出口的国家则会产生贸易赤字。就这一点上看，一国在贸易上是会获利还是亏损，将取决于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机会也随之增加，这一点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而出口中国所需进口商品的非洲国家定然盈利，原因在于该国能够利用市场机会，其出口的商品不仅有利于中国，反过来还会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第二，进口中国出口商品的非洲国家也会有活力，因为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价格下降也会接踵而至。

　　第三，与中国出口的产品相类似或相同的非洲出口国家，则很可能会遭受因出口价格下跌和在第三国贸易比重下降而造成的贸易损失。第四，与中国进口同种商品的非洲国家也可能会面临贸易损失。这是由于中国会在第三国市场上面临极大的进口竞争，随之产生的是价格上涨。如果假设只要出口中国进口所需产品（原油、矿产和其他原料）的国家便可保证贸易收支平衡，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有数据表明，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都是对中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而两国却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出现逆差。从这一事例便可看出，仅出口中国进口所需产品从来不是实现贸易收支平衡的保证。如果除去此类商品，这一国家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数量多于出口，则必将导致贸易失衡的出现。

　　九、发展经验

　　中国的经济崛起引入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并正在以此塑造着国际格局。它的发展方式是靠一种合理、高质量的增长意愿所驱动。它也同样推崇像民主、法治和财产权这样的传统观念。中国正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奠定一种新的发展途径，希望既能发展本国经济，又能适应国际格局，实现真正的独立，保护自身的政治抉择。中国确实证明了经济发展和财政金融事实上可由中国来引领。它也为非洲许多贫困国家带来了挑战，证明贫困并不意味着不能参与到富裕国家所创办的联盟中。中国还推翻了华盛顿共识中所提出的，只有国家民主才能实现发展的论断。若如其所说，中国还应如60年前一样处在无比贫穷的状态之下。

　　中国和其他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都表明任何形式的政府和国家都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无论民主程度如何。中国能得以实现发展的关键不在于所成立的是何种类型的政府，而在于政府所推行的是怎样的经济政策。中国崛起的主要推动力便是其进行的以资金为导向经济改革，以及奉行的一系列政策，如经济活动与党内控制实现分离，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提倡通过兼并重组提升效率，获取先进技术和推进工业研发等。

　　国家进出口银行的设立不仅仅促进了贸易的增长，也提升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进出口银行不仅推动了出口和投资的发展，也拉动了出口信贷、国际担保、海外建设与投资贷款业务的发展。有了这些官方金融机构的支持，如进出口银行，中国企业便可打入那些西方公司因风险所规避的市场领域了。

　　十、需要完成的任务

　　非洲各国领导人和批评家如今应将目标转向国内，避免重蹈昔日的覆辙。每个今日繁荣的国家过去都曾经贫困过。中国在60年前就是如此，当时有多于半数的国民在饱受着饥饿和贫困的折磨。但在如此短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就逐渐在全球的经济领域站稳了脚跟。非洲的制造业厂商在三大市场领域都面临着来自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无论是在国内、非洲各国间还是在全世界，这一点已经达成普遍的共识。据世界银行，非洲竞争力报告称，非洲的竞争力弱。它的出口情况仍未实现多样化，所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依旧很校另外报告还指出非洲各国间的贸易十分有限，而实现地区一体化则可以帮助非洲各国提升竞争力，并更好地应对外来的冲击。

　　而即使非洲内部存在贸易，贸易额也是微不足道。就非洲的这种情况来看，它的产品还是很可能从与中国的产品的竞争中胜出的，而它所能依仗的只有降低当地企业家的交易成本。目前，非洲各国政府应着重解决当地投资者们所通常关心的问题，如基础设施、政策稳定，加强监管透明度，明确纪律，杜绝索贿现象。

　　除此之外， 非洲各国政府所提出的各种经济政策也使得当地工业无法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这些国家在独立之后不久，很多工业都由单个国家市场所垄断。它们之中有很多都受到了政府进口保护政策的庇护而免于参与市场竞争。既然能够垄断市场，还能够获得政府的补贴和辅助，因而这些企业便不甚重视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了。同时，消费者则不得不去购买同样的产品，因为替代产品不存在。但当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涌入，经济改革拉开序幕之后，这些企业便无法再经受得起来自其他市场的产品竞争了。直至今日，很多这些受保护的企业还是没能够使得自身的产品在同来自中国或其他地区产品的竞争中获胜。

　　尽管很多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都因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低，而相对价格便宜，但显然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呈现出增长之势。中国政府预计要到2015年将最低工资水平提升13%。中国工资水平提升最终会导致出口产品价格的上扬。这意味着非洲国家必须要从战略上采取措施应对这一变化。而非洲中小企业家也可从同中国商业网络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中获益，这也将能够使得做生意更为便捷，商品出口流程更为简单。但若非洲只停留在做自然资源出口商的层面上，那利用此契机的想法最终也必将化为泡影。

　　十一、结论

　　无可争议的是，非洲已经从中国的再崛起中获益。诸多批评家对中国重返非洲的争论都集中在了中国和很多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上。有人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主要目的是开掘其资源以提升自身工业发展，中国的对非援助不过是对非洲各国领导人的贿赂，让非洲领导人默许中非关系的这种性质。正如已表现出的那样，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投资帮助非洲各国构建了经济发展的根基框架，甚至是在西方国家和其企业所不愿意参与投资的领域。而已知数据也可表明，那些指责中国意在获取如原油和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说法同样毫无根据。

　　中国的重返非洲的影响确实不仅仅局限于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领域。它也使得非洲商品生产者因为考虑到中国的大批进口而做出更高的报价。同样，它也对非洲还没有进行经济多样化的国家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中国提供的贷款为非洲各国提供了获得资本的其他途径，削弱了世界银行在非洲项目融资的地位。中国的海外发展援助使得非洲各国摆脱了像严密财务控制、提升透明度和推进法治民主等西方国家给予援助时所附加的条件限制。如果能够获得有效管理，中国的海外援助和投资切实能够帮助解决非洲基础设施缺乏问题，并有效刺激经济的发展。

　　然而，非洲各国必须要尽可能地利用中国的参与来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中国所给予的一系列援助和投资为非洲国家将这些外来支援转化成全面收益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如要充分利用好这种关系，非洲各国政府必须要打好自己国家的政治牌，不仅要通过各国领导人的身份，而且也要通过非盟（African Union）这个集体机制。非洲政府，包括非盟和民间社会必须要团结一致共同建立一个有建设性的政策框架，这样才能够保证FDI呈现出积极的态势，推动各经济体和社会的净增长。如果这一关系经营欠佳，非洲不仅可能会有风险被中国利用，同时最终会错失促进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绝佳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