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敏：煤老板为何对变革充满困惑和恐惧

　　导读：收到一封煤炭从业者的邮件，他忧心忡忡的说：我和周围的企业家朋友都很迷茫，在当前的经济状况和煤炭产业发展形势下，无论是厂子和个人均已不堪重负，希望能熬过危机等待煤价重新回升，但又看不到行业发展的前景，想转型，但又不知道干什么？我该怎么办？

　　文/高敏

　　收到一封煤炭从业者的邮件，他忧心忡忡的说：

　　我和周围的企业家朋友都很迷茫，在当前的经济状况和煤炭产业发展形势下，无论是厂子和个人均已不堪重负，希望能熬过危机等待煤价重新回升，但又看不到行业发展的前景，想转型，但又不知道干什么？我该怎么办？

　　这不只是资源型企业家的困惑，事实上，它是转型期所有“旧经济”企业家的困惑，长期处于一个封闭、垄断、效率较低的“旧经济行业”，与新思想、新技术的脱节使这些企业家对变革充满困惑和恐惧。但是企业家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旧经济正在加速被淘汰，新经济开始快速崛起，时代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以改变去应对，改革已刻不容缓，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

　　“旧中国”的衰落与“新中国”的崛起

　　“新旧中国”的概念来自于全球资产管理与研究公司Alliance Bernstein新近的博客文章，他认为：如果想更均衡地把握今日中国的投资风险和机遇，更现实地了解中国，从“旧中国”和“新中国”两方面看会有帮助。他指出，中国传统产业即是“旧中国”，用“克强指数”观察会持续放缓，这也是让市场感觉悲观的主要来源。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如消费类、服务类产业发展，你会发现看到一个比你想象中更加生机勃勃的“新中国”。

　　“新旧中国”实际是新旧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具体来看：

　　旧经济是一种粗放型、低附加值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依靠廉价劳动力，高耗能、高投入、 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其中在资源、能源等产业领域，集聚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这类型产业在国民收入相对较低，国家经济相对薄弱时，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吸收就业有着巨大推动作用，但随着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整个社会经济需求发生重大变化，旧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开始逐步走向萎缩，如资源能源行业以及部分低端小商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新经济是指更多依靠资本、技术、创新集约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以金融、互联网、生物医药、文化娱乐等生产线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主，新经济是随着国民收入提升，在基本的生活需求满足后人民对高水平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加大而产生的，主要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新经济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新的需求，大多为竞争性产业，不属于“国有经济”的主要领域，集聚了大量的民营企业。

　　总体来看，新旧经济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总体需求的变化，也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历程。以日本为例，与中国相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恢复经济，以朝鲜战争为契机，从50年代开始推进经济重工业化，60年代又开始大力发展石油、冶炼等产业，整个国民经济快速提升，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大国，但也造成了环境污染、生产严重过剩一系列问题，如世界四大污染事件之一的“水俣病”事件，就发生在日本的九州地区，在纺织、煤炭、钢铁等行业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生产过剩。可以说，在70年代，日本也同样出现了“旧日本”和“新日本”的抉择，日本政府敏锐的看到了这一点并提出：日本正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向一个后工业社会过度，所以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必须改变产业结构。日本通商产业省提出了新产业结构的主要特点：一是服务业发展和消费品生产部门系统扩大；二是工厂生产自动化（包括原材料）；三是为高技术行业服务确定金字塔式企业结构；四是在医疗和教育部门开展技术革命；五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相关的其他许多方面呈现快速发展。推进转型，建立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推进价值增长成为7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策略，最终日本也成功实现了“新旧日本”的转换。

　　我国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高收入国家，站在世界分工链的顶端，转型的这一步必须迈过。

　　新旧转换的主要特征是增速回落和发展分化增速回落是新旧转换的必然过程

　　新旧经济的转换，实质上是我国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的过渡，是我国实现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必然历程。经济增速回落是新旧转换期必然出现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旧经济增长乏力，但体量巨大，新经济蓬勃成长，但规模相对较低，所以需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旧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新增长模式，这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实质上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转换，必然带来经济的减速，国家形象的归纳为“换挡提速”，非常贴切。事实上，二战后从低收入成功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如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70-80年代均经历了增速降低后，中低速增长长达数十年，在转型成功后重回快速增长趋势。

　　发展分化是新旧转换的具体表现

　　旧经济和新经济的转换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速下降，更加具象的表现是发展分化，即区域分化，产业分化，企业分化，以旧经济为主的省域、产业、企业在走向衰落，以新经济为主的省域、产业和企业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甚至迅速兴起。

　　相较旧经济，新经济的一个特点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占比中超过工业，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由于二产主导的格局转变为三产主导的格局，导致了能源消费减少（三产能耗仅为二产的七分之一至八分之一）。新旧产业的转换，实际上是随着国民收入增长，民众对服务和生活品质提升导致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过去二十年产业的此消彼长已经印证了这一推断。而且，工业内部也将进一步分化，满足人们高品质消费需求的工业将进一步快速发展，而传统工业将进一步减速（见下表）。从今年1-10月的数据来看，服务业仍然保持快速增长，但工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如高度依靠劳动力的纺织服装增速远低于平均水平，而开采辅助活动已经出现同比下降11.5个百分点，这预示着能源资源前期活动已经大幅度减少，而采矿业及上下游产业基本保持增长缓慢且不断下滑趋势。

　　由于我国北方地区和西部地区多为资源、能源密集地区，长期以来资源能源产业和重工业产业占比较高，随着新旧经济的转化，省域经济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化，以财政收入来看，除云南增速为中低增速外，其他25个省市增速都达到5%以上，特别是我国南部地区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均保持10%以上的增速。而以能源资源为主导产业，产业相对单一的省份财政收入多出现负增长，负增长省份达到5个，其中，负增长10%以上的省份达到3个，都在北方地区，为黑龙江、辽宁、山西等。此外，从目前网上的分布也可以大致反映出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分化。

　　从企业来看，国企和民企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2014年，国企利润近四年第二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了5.7%，私营企业虽然也同样大幅下降，但增速仍然保持4.7%的正增长。主要原因是国有经济多分布在产能过剩行业且占比极大，且长期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低于民企，而且还担负着多项政治、社会职能，经营成本远大于民营企业。随着发展的进一步分化，在政府长期垄断的领域，资源能源、重工业领域国企亏损率急剧增加，即使在长期保持高盈利的金融行业也出现了利润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且不良贷款率快速增长，而在政府难以垄断的互联网、高端制造业、生物医药等竞争性领域，创新能力强的民营企业正在快速崛起，如目前互联网界的腾讯、百度、阿里，以及华为、华大基因、大疆科技等新高端制造业。

　　新旧经济转换的三个猜想

　　发展分化将重塑我国区域发展格局？

　　发展分化对我国是把双刃剑，由于地区不平衡增强，发展减缓的省市预计难以完成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任务。另一方面，分化将使要素极化流动，要素集聚地区将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引擎。

　　新产业主要由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组成，这些要素的选址必然会向科研力量、人才丰富、资本密集的地区积聚，随着发展分化加大，资本和技术将进一步加快往综合条件较好区域集中，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以及重庆、成都、武汉等区域性核心城市集聚，目前，全国地区生产总值前30名的城市已经占到我国GDP的近半成，未来这一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大。如目前深圳已经成为我国新经济发展的标杆，集聚了大量的创新机构，将成为未来我国人流、资金流的主要集聚地。前程无忧发布的IT类职位十大热门城市也可以看出目前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

　　在发展分化的引导下，传统的城镇化路径可能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农村人口还在不断进入城市，另一方面，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将进一步加大，如中小城市人口向要素集聚能力强、就业机会多的特大城市转移，大城市之间的迁徙，特别是受过教育年轻人以及发展坍陷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这也是为什么有媒体说未来我国将会出现省域和城市间的“人口争夺战”，值得政策制定者关注。

　　新经济大多属于竞争性领域，并非国有企业的优势领域，日本在本阶段全面实施了“民间产业主导模式”，推动了技术创新，使日本制造全面崛起，最终实现了经济飞跃。从我国来看，在当前发展形势下，政府预计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规模，逐步走向“控股化”发展，使企业真正市场化运作，并充分推动民营资本发展，使民营资本成为消费领域的主体，预计将进一步活跃。

　　笔者认为：在发展分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将会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可以圆满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但其实现的主要动力是占据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地区，部分省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由于要素持续流出，经济将长期保持在低迷状态。但政府应该加大对不平衡发展的容忍程度，因为地区的分化将进一步提升主要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动能，加快转型的速度，从全局来看，符合全社会整体的利益，但也需加强研究和重视，控制不平衡发展的程度。

　　经济转型持续时间将超过预期？

　　从国外成功从低收入国家跃升到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来看，其从工业化阶段到后工业阶段的的转型平均持续了约10多年时间，但这些经济体的体量都远远低于中国，所谓船小好调头，转型的难度也相对较小。我国的经济转型在世界上史无前例，13亿人，如此大的经济规模，庞大的产业门类，其转型的难度也将会远远超越其他经济体。与日本对比来看，2015年我国人均GDP预计将达到8600美元左右，大致相当于日本1978年的水平（8538美元），日本从1978年-1985年持续了长达7年的较低速增长，但经济发展动力经过重塑，从1985年开始又进入快速增长渠道，人均GDP从11000美元到4000美元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

　　实际上，我国的经济减速从2007年已经开始，当时是经济转型的黄金期，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出现后，部分专家过分高估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又大部分投在了以基建为主要领域的“旧经济”范围内，但这其实是饮鸩止渴，不但错过了转型的黄金期，而且经济虽然在强刺激下增速重抬升势，但很快又调头向下，这是基本经济规律，在这种条件下，事实上传统的刺激方法已经失效，如今年以来，政府数次下调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但各种经济数据仍然跌势不减，主要原因就是存量旧经济规模太大，释放出来的货币大部分都填入了这个无底洞，那么的确，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刺激模式并不对症，需要重新想一些办法。

　　从当前山西等地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去产能的企业多为国企，由于前期资源整合时背负了大量的债务，且民间资本进入动力不足，政府最可能采取的行为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控制和削减产能的领导小组并采取相关措施（地方主导出于利益考虑，很难关闭），如国家成立相关基金鼓励企业关闭产能，推动国企兼并重组，以降低资产负债率，同时，对某些僵尸企业实施自然退出，但这推动难度会相当大。

　　笔者认为：经济反弹取决于旧经济产业部门去库存，以及清理债务的进程，如果去库存、去产能、债务清理的进程推进不顺利，在当前的金融政策下，旧经济将变成巨大的黑洞，吸纳大量的金融资金，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反而会制约新经济的发展。当前国家推进去产能的进程仍旧缓慢，为此，笔者认为，当前经济尚未到底，并且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很大，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对GDP的带动率已经超过第二产业（2012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三产业对经济的带动率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经济下滑虽然尚未到底，但底已不远，鉴于我国仍处于转型的初期，转型的时间可能超过预计。

　　民营经济决定我国经济未来？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较长时间，特别是当前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即使采取货币和资本市场，也很难短时间消除。为此，笔者认为，在当前消费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下，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将难有优势，民营经济将成为引领创新的主要动力，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动力。

　　旧经济在沦陷，新经济在崛起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是企业，在转型期更需要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推动技术和服务创新，形成新的动能。但加入新经济，不亚于另外一次创业，有一句话很流行，“不转型创新是等死，转型创新是找死”。其实很多企业家都意识到了转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知道必须去创新，但却不知道怎么去创新，去从什么领域去创新，觉得转型的风险更高。但实际上，如果企业想获取更大的利益，必须勇敢的做出决断，在当前形势下，即使本地不具备发展条件，也可以整合资本勇敢走出去，去陌生的地方和领域开拓新的市场，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时代要求我们做什么？

　　时代要求我们，勇敢的参与变革！

　　我想，再过几年以后，我的读者当中，一定会涌现出新的经济领袖！我们一起见证历史，见证这场变革，见证中国的再次崛起！

  作者：高敏（来源于作者微信公众号：高敏观察 原标题：新旧中国：观察经济的两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