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已经到来

　　导读：如果简单地让经济继续下行，而没有新的动力源对冲下行因素，我们至少要考虑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会不会把我们拖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面前。

　　文/贾康

　　结合我们这个单元“国内经济解困与增长应对”的主题，扼要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说到新常态，我认为可以讲“新”已明朗，但“常”未实现。常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合乎逻辑地从高速向中高速下台阶之后，要完成探底和企稳，对接一个尽可能时间长久的发展升级版，要常在这种“增长质量提升”、“人民群众得实惠且实惠可持续”的状态上。我们既要承认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可能再是高速了，要进入中高速的新阶段，另外一方面，面对数年来在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市场层面感受到的种种困难，还需谨防因为我们的矛盾累积和隐患叠加，带来一滑再滑的状态。如果简单地让经济继续下行，而没有新的动力源对冲下行因素，我们是不是要至少居安思危地考虑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会不会把我们拖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面前，当然要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韧性、回旋余地，都是实实在在应予肯定的，但是这里面蕴含的所有的潜力和可能的活力，一定要有新的制度供给的龙头创新因素激发出来，才能真正变成现实。

　　我们一方面需要适当扩张需求，同时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的问题。现在从决策层到学界都特别注重怎样消除供给抑制，我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在迎接十八届五中全会时，形成了一套条理化的认识，强调要改善供给侧的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特别注意研讨中国制度供给这个龙头，怎样能够带出来新发展理念下的各种动力因素整合在一起的混合动力系统的优化升级转型。从这个视角上我们主张，针对当前大家感受到的中国经济下行中间最主要的矛盾方面已经是人们在谈论的通货紧缩压力，必须要有适当宽松的总量政策的同时，亟应掌握好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在优化结构方面把文章做足，来增强我们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真正把“新”引到“常”的状态上。

　　我们有一个认识框架。问题导向下，我们勾画了必须重视的三大国情约束条件，要缓解这些约束之下的矛盾凸现，必须在供给端找到可行的对策。首先看看这些问题：

　　第一、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局”，上世纪30年代就由学者揭示的“胡焕庸线”的基本格局延续至今，世界上最大人口规模（近14亿人）的经济体的近95%的人口聚居于仅占国土43%左右的东南半壁，实际生活中间，我们这种“半壁压强型”格局中的资源使用、能耗、环境压力等等，和经济发展特定阶段上的粗放特征，以及在我们国家资源禀赋条件决定的基础能源“以煤为主”的格局，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特别的高压力区间和高压力阶段中，由于种种因素形成的异乎寻常的“怎样才能够实现绿色发展”的挑战。比如现在大家都感觉难以容忍的雾霾，一定要回到这一个客观的格局里来理解。中央《建议》里提到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也当然包括这样的现实问题。非常之局怎么样以非常之策破解，我们认为，一定要在供给端有一个问题导向之下的成体系的、有高水平的对策设计。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到来了。中国必须考虑如何避免许多经济体遭遇的这个问题，来争取相对顺利地摆脱陷阱式潜在威胁。针对前一段时间内的争议，我们强调：中等收入陷阱，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伪问题”，不是所谓敌对势力给中国搞的什么“概念陷阱”，这种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客观的统计现象，对其的分析可以继续细化，但首先应强调中国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之下，我们已经看到了制度性“后发劣势”的制约，看到了各种各样矛盾的累积，这些隐患和这些矛盾叠加在一起，问题导向下，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地考虑，怎么样避免重蹈那些覆辙，所以必须有优化供给环境、强化供给措施的重大的科学决策。

　　第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弥合二元经济和走向共同富裕，这个导向下，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我看《邓小平年谱》，得知邓小平晚年最关心的（也是其最后一次对国家大事发表看法的记载）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怎么样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全局皆输。实际生活中，我们已看到的城乡、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及其相关的公正性问题，已经形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能不能把差距保持在各个方面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使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相关的供给环境、机制优化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认为必须在供给方面考虑不同的要素塑造新的动力，形成可支撑“升级版”的混合动力体系。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原生动力当然是需求，人们必须满足自己的生存以及发展和享受的需要——但是，回应这个需求原生动力的后面的供给，却决定了我们不同时代的特征和不同阶段上，有没有可能通过创新一个一个地上发展的台阶。供给方面大致有五项要素：劳动力、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力量、制度机制安排。前面三项在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动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进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更多需要强调的则是后面两项，即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国现在一定要抓住不放的，首先是转轨中的制度的供给。

　　如果提出对策，显然就是针对这五大要素，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比如首先在劳动力相关的人口政策和人力资本培育发展战略方面，必须应对现实的问题，现在终于看到五中全会“放开两孩”，后面还有必要动态优化我们的整个人口政策和人口发展战略。又比如，要把这五大要素里面可能的有效供给提升上来，必须在改革方面有一系列的重点考虑。这方面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举一个例子：关于已经在不断努力的实施简政放权，减少审批，多年来逐步实行的系列改革措施，为使其绩效真正能体现出来，必须结合体制框架的改造，指向大部制、扁平化。整个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基本构架能不能如愿地得到“伤筋动骨”、“脱胎换骨”般的改造，这是真正的“攻坚克难”问题。大部制讨论了这么多年，却只走出了一点儿“小碎步”，没有什么大进展，扁平化在逻辑上早就在探讨中央文件早就要求在财政上实行省直管县后，有条件的地方还应推进行政的省直管县，但也一直没有什么进展。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考虑的。只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寻求治本，才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运行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激发出我们的潜力和活力。

　　（贾康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

　　（原标题：供给管理——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已经到来）

　　（本文为贾康先生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全体大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