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在打破需求管理的路径依赖，反映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治理思路的重大转向。我国经济的症结不在需求端，而是供给端，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管理的要义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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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都致力于刺激生产，但两者出发点不同。需求管理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石，主张加强政府干预，而供给学派崇尚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主张降低边际税率，把利润留给企业，以企业为主体去投资。
在我国，多年的政府主导产业调整结构早已形成了思维定式。然而，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作为总量调控的需求管理就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来自结构，而非总量。实践证明，单纯的需求管理适用空间已很小，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近年来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船舶制造等行业，无一例外都是政府选定大力扶持和补贴的。虽然人们一再对产能过剩表示痛心疾首，可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真正开始调节时，不少地方政府及部门为了保护“支柱产业”，维系GDP增长，又不惜去追加投资。例如，为救助产能过剩的造船业，交通运输部等四部委曾出台文件，以财政补贴方式鼓励旧船提前报废。该方案在今年到期后又进一步延长实施至2017年。“毁旧造新”表面上增加需求，但这种反复拆建的办法实际创造的是虚假需求。如果政府事先知道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最优，并且拥有比市场更为精巧的调节手段，那么产能过剩就不会出现，甚至计划经济也不会失败。
产业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和部门流动的过程，其本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这是市场的强项。在价格机制指引下，企业把生产要素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从产品相对过剩的部门转到相对稀缺的部门，由此决定了供给结构的变化。市场瞬息万变，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高度分散，相关企业一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竞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不经历竞争的整个过程，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就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无数微观个体的“试错”行为决定了产业的兴衰，探索出结构调整的路径。尽管企业“试错”会付出代价，但正是企业的分散决策避免了整个市场集中出现灾难性的系统性错误。而且为了维护切身利益，企业会根据市场反应迅速调整决策，不会在亏本情况下持续生产，酿成长期产能过剩。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纠错的机制。
因此，加强供给侧改革，正是要发挥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作用。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不宜干预一般竞争性领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过程。
加强供给侧改革，还需发挥好减税对刺激生产的积极作用，通过“放水养鱼”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热情，以创新供给激活需求。“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的重要理论支柱，描绘了政府税收额与税率之间的倒U形变化关系：同样的税收额可由高低两种税率获得。降低税率会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报酬，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进而推动潜在的产出增长。
近年我国出台了一些结构性减税措施，特别是“营改增”，显著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税负。但从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和居民诉求来看，宏观税负仍有下调空间。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减税将发挥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功能。相对于降息，减税能直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更有效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工薪阶层、中产阶层对所得税税率更为敏感，减税有利于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力。对政府而言，虽然短期内税收有所减少，但根据“拉弗曲线”，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会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期看将增加政府税收。
既然核心是放权减税，那供给侧改革必会带来不小的阵痛，但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中国经济才能凤凰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新高度实现新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培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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