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洛杉矶雾霾及当时官员与政治的反应

　　导读：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目光拉回到几十年前，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洛杉矶六十多年来光化学烟雾下的众生相：饱受污染摧残的愤怒公众，直面污染危害而仗义执言的医生，想采取措施却因不知如何下手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官员，绞尽脑汁想要搞清楚污染产生机制的科学家，面对责任推诿扯皮、逃避、置之不理的工业巨头，想凭一两个奇思妙想而治理污染达到名利双收的“妄人”，在污染肆虐之时看到商机想发一笔大财的商人，等等。

　　文/陈功 安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目光拉回到几十年前，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洛杉矶六十多年来光化学烟雾下的众生相：饱受污染摧残的愤怒公众，直面污染危害而仗义执言的医生，想采取措施却因不知如何下手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官员，绞尽脑汁想要搞清楚污染产生机制的科学家，面对责任推诿扯皮、逃避、置之不理的工业巨头，想凭一两个奇思妙想而治理污染达到名利双收的“妄人”，在污染肆虐之时看到商机想发一笔大财的商人，等等。

　　洛杉矶的空气污染起源于二战期间。

　　很多洛杉矶人都有这样的记忆碎片，当洛杉矶面临最大的环境危机的时候，父母的朋友们都堆积了一大堆的防毒面具。当碳氢化合物肆虐之时，体育课被被迫取消了。洛杉矶有名的橘郡（又名奥兰治县Orange-county），这是洛杉矶一个房地产价格高昂的地区，英文字面的原意为橘子或橘红色，实际这个名字是因天空的颜色而不是水果而得名的。

　　由于严重的空气污染，数十年来，洛杉矶有数十万人因此而丧生，大多数是因慢性病而亡，这个数字与当地因战争、车祸及黑帮火拼的伤亡相当。洛杉矶那个时代有篇文章这样写道：拂晓时分，如同无形的野兽，毒气开始扩散、狡猾而沉寂、悄无声息、无所不至。灰色的烟雾袭击了洛杉矶，吞噬了矗立的高楼及街边的汽车，太阳也变得模糊不清，让人们失去了对于方向的所有感知，除了脸上烧灼般的刺痛。

　　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神秘的烟雾将使绿意盎然的地球陷入恐慌，使绿色从一种颜色变成了人们奋斗的目标。

　　首当其冲的是，全城的人都得默默忍受烟雾带来的折磨，吸入的污染物质威胁人们的健康，无论他们是否有过敏史都会产生急性过敏反应，眼睛红肿、喉咙嘶哑。他们紧握着手帕，渴望知道答案。洛杉矶市的官员强忍惊慌失措的情绪告知市民，要镇静不要反应过度，并说太阳一旦露面，烟雾就会瞬即散退。有着严肃科学形象的工程师们，则怀疑由于一些工厂违规操作导致气体泄漏，而异常闷热的天气又使得烟雾被困在城市周围一直出现雾霾。

　　在一片混乱之中，总有“代表理性”的声音存在。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就宣称：美国现代工业文明已经无所不能，治理烟雾就如同将航天员送入轨道，只需按下按钮即可做到，像使用厨具一样简单，科学将是净化空气的关键，而且还不需要过多的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

　　美国有一位官员在1956年总结洛杉矶的雾霾治理时调侃道：“我们花了35年来消除烟雾，其中的30年对抗政客，5年治理烟雾本身。”雾霾甚至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这与中国何其相似，从不认账，到被迫承认；从互相指责，到慌乱行事。政治决策人物，有着自己各不相同的担忧，有自己各不相同的责任，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往往忙错了方向。

　　1943年8月，当时的洛杉矶市长许下承诺，将在未来四个月内对这场令人恼火的烟雾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治！即便有现实的观察家指出，官方努力改善洛杉矶空气质量的活动从未间断。但在当时，如果你预测说这片大地的空气在65年后仍有污染，一定会有人怀疑你是否头脑清醒，甚至怀疑你是否爱国。空气质量一定会改善，在当时的洛杉矶似乎早已成了一种信念。

　　1943年夏天，洛杉矶市的工程部门开始寻找罪魁祸首。如同中国一样，测试人员在户外收集了空气中的一些混合污染物的样本：氨气、甲醛、硫酸、粉尘和氯气。这一结果本该令人印象深刻，但测试人员更困惑于这些物质的来源。当洛杉矶市政厅最终指出这些挥之不去的废气源头时搞错了对象，他们通过现场勘查以及对咳嗽的人进行三角测量定位，以及查看窗帘脏的方向，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家位于南加州市区东边的天然气公司。

　　执法机关认为这家工厂就是始作俑者，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为此马不停蹄的忙碌着。他们明白洛杉矶作为二战军需产品供应地，有着90亿美元的军事合同，地位举足轻重。此种情况，类似于中国各个阶层都明白的经济增长的意义。于是，他们慎重行事，派了调查人员，请来了特约的宣传人员，对社会大众进行广泛的解释。终于在1943年剩下的日子里，工厂停产改造，同时城市对其他烟雾源头的排放进行控制，这一切让当时洛杉矶的天空，露出些许苍白的蓝色微光。高度关注空气污染的《时代周刊》，甚至立即信心十足的宣称，这些基本措施解救了城市！

　　可笑的是，污染还会回来。

　　洛杉矶的居民，从认识到相信，空气污染的战斗将是长期的，用掉了很长的时间。这不禁让人想起《北京日报》1999年3月9日的头版头条大标题：“绝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新世纪！”现实总在教训社会和大众，真正的科学，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而这极少部分人，又总是被忽略，或是被认为无足轻重，因为有如此之多的权威官员以及具备社会影响力的院士、专家存在。

　　为了限制雾霾的影响，当时的洛杉矶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远比今天的北京高效的多。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烟雾与废气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规定来控制空气污染，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在后院燃烧垃圾；垃圾回收和柴油卡车的尾气排放都被严格的限制，还投资开发制造了一种除雾的装置，声称可以有效去除雾霾。

　　极端的情况下，洛杉矶司法机构甚至对夏天众多而闷热的棋牌室开展了调查，认为它就是污染源。那个时代的洛杉矶，全力以赴投入到了与空气污染的战争之中，洛杉矶市政厅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空气污染控制局”。一些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和企业家无私地将自己办公室的人力投入到了治理污染当中。洛杉矶警察局新招募的警察迅速参与其中，当时的市长鲍伦甚至要求国民警卫队的200名化学专家协助治理空气污染。在洛杉矶，由于有如此众多的相关人士积极参与空气污染的治理，实际已经将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予以军事化了，有些学校方面的负责人甚至表示，要动员学生也投入这场战争。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甚至聘请私人飞行员进行侦查和搜索，看看哪里有冒烟和废物燃烧的情况。那时候的整个南加州，似乎坚信仅仅需要一次全面的整治，便能让天气恢复良好。很多人依然相信洛杉矶有充足的时间，以为只要通过强有力的政策，科学家的突破性进展，就能净化整个区域。

　　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情况甚至影响到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政客们用空气污染作为互相攻击的政治筹码。官员们都能回忆某些可怕的经历，“这个可怜的家伙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折磨。”烟雾变成了政治武器，政客们灵活的运用它来为自己吹嘘、拉选票。一位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嘲笑的说：“麦凯布到底是怎么了？他干了三个月了，空气污染还是和以前一样糟。”派萨蒂娜市的政客沃伦多恩在竞选地方官员时也忍不住用上了这招，他告诉选民，“选我吧，我能治好烟雾。”

　　习惯于做表面文章的官员，美国也有的是。

　　问题是无论采取什么办法，无论怎样雷厉风行，洛杉矶烟雾覆盖的范围比之前更大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住房、犯罪率和交通问题再加上烟雾问题，人们对往日美好空气的向往，已经远远不止是因为鼻炎或者不停流鼻涕的鼻子了，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基本什么都看不见，包括地标，甚至是半英里外的交通标志。一系列对往日美好的追忆使社区老人和大自然爱好者，在面对往日洛杉矶独具特色的沙滩和山林的照片时变得多愁善感。一些英国和荷兰的飞行员宣称，他们基本没法看清整个加州有可降落的地方。

　　（节选自《风来了——北京与洛杉矶雾霾比较研究》 安邦咨询（ANBOUND）《战略观察》2015/12/03第4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