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加强协调和执行力十分重要

　　[G20发挥引领作用十分重要，需要建立实实在在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联动机制，特别是实现金融、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的沟通与协调]

　　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G20）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上宣布，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将于2016年在杭州举办G20峰会，并确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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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大背景使中国主办G20峰会备受瞩目：一是当前正值G20从全球治理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前景未卜；二是世界经济普遍低迷，各国信心不足，都希望G20能重振经济发展，引领经济增长。现在的形势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颇为相似，世界对中国寄予厚望和期待，希望中国提出推动世界经济转型的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案。

　　这两方面的期待既有世界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步履维艰的原因，也与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经过几十年实践取得骄人成绩有密切关系。世界重心东移，世界目光也在东移。明年中国主持G20工作使得这两种期待交错、重叠，那么中国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以不辜负世界各国的期望呢？

　　G20是世界经济金融领域排在第一位、最有权威性的论坛和平台。2016年杭州峰会要解决的首先是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问题。

　　关于世界经济的“病灶”，习近平主席已经点得一清二楚：一是世界经济虽已基本脱离危机，但经济复苏基础脆弱，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展不顺利，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三是G20协调宏观经济政策难度增大，作用受到限制。

　　换言之，原有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传统经济体制、发展模式的动能和潜力已经消退，发展不平衡十分严重，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机制缺陷凸现。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经济全局性、战略性的精辟评估，也是希望杭州峰会聚焦“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根本原因。

　　同时，“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发展经济思路与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相契合，可看出中国发展新理念正在世界经济发展思路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关键要做到的是：牢牢把握世界经济创新、协调发展的大方向；真正解决G20“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执行力缺位问题；改革全球治理，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要办好2016年G20峰会，为世界经济增长出谋划策，需要在认清世界经济现状基础上，就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提出契合峰会主题的方案。

　　以全球贸易为例，2008年前十年全球贸易增速为7%，而目前仅为3%，表明经济活跃程度下降，世界经济处在深度调整期。

　　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表现稍好，初步摆脱金融危机影响，失业率降到5%，GDP有2%~3%的增长。但要求美国像以前那样继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恐怕力不从心。欧洲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欧元持续贬值，欧盟受经济停滞和难民潮冲击，一体化进程受阻。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更是有目共睹。

　　受世界经济结构性、周期性矛盾影响，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同样遇到严重困难，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资源出口国面临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全球需求下跌、资金反向流动等强大压力，GDP增速趋缓，有些甚至出现经济衰退。因此，要拉动全球经济增长，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协调联动。

　　那么，怎么做才能实现杭州峰会的主题呢？

　　首先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而且协调要实在。各国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解决经济失衡问题。全球化已把各国捆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利益共同体。调结构、促增长不可能是孤立行为。

　　这方面G20发挥引领作用十分重要，需要建立实实在在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联动机制，特别是实现金融、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的沟通与协调；要赋予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机制真正的协调和执行功能，以落实G20领导人所作的决定；G20成员要有全局观念，增强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透明度，充分考虑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避免负面“溢出效应”。

　　其次，世界经济需要寻找新增长动力，无论是“腾笼换鸟”还是“凤凰涅槃”，都需要创新，找到新技术、新产品、新能源、新商业模式，来吸引消费者，开拓新市场。要让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各国政府要积极有为，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紧密配合。

　　无论从中国37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看，创新发展都是经济持续增长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新增长动力一定来自创新和改革，来自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习近平主席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的讲话表明，我们已身处新工业革命和信息化革命之中，必须认清形势，向创新要增长，向新技术、新业态、新生产和商业模式要增长。

　　创新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和科技与产业革命两大方面。推动创新驱动、打造新增长源、尽快实现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同时坚持改革不适应创新发展的经济体制机制，已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必然途径，也应该是其他国家特别是G20成员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在这方面，G20成员工商企业界继续参与G20峰会，为G20加强协调作用和世界经济增长出谋划策有特殊意义，需要及早筹划，提出可行方案。

　　再则，寻找新增长动力需要跨越资本和就业两个“陷阱”。一些亚洲和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主要表现是没有解决工业化初级阶段后资本和就业问题，一是工业化产业升级需要的资本无法解决，因为国民储蓄主要转化为劳动和资源产品出口；工业化过程产生的中低端劳动力再就业出现障碍。这方面中国有些经验，值得总结并为G20成员提供借鉴。

　　当然，中国不是资源出口国，而且国内工业化水平参差不齐，中低端劳动力可以通过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内部转移逐步消化。这些条件其他发展中国家未必都具备。

　　最后，需要考虑并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这主要体现在：

　　一要通过补充和完善，改革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使其更加公正、公平、合理；让上述机构作为G20的支撑，发挥辅佐G20的监督和协调作用，做到G20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得以有效执行、令行禁止。

　　二要下决心解决传统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落后于当前形势发展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世界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平衡，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错，更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经济体制机制原本设计有缺陷，原有发展模式潜力已消退。这就需要改革创新，共同寻找新的体制机制和新的国际合作模式。

　　中国“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新的发展理念，这与G20和其他经济体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内外契合、相互呼应、相辅相成。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更是可以与G20成员共享，嵌入G20峰会将要考虑的政策性建议。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而且开放深度和力度将持续加大。这是各国之间的相互开放，将会促进全球合作伙伴的深入发展，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当然，这需要精心设计和谋划，特别是相关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的对接，更有经济规划和大项目的对接。为此，G20峰会设立若干专项工作组可能是必要的。

　　中国把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发展作为四个重点领域着手峰会筹备，体现了中国的大局意识，希望G20成员加强沟通和对接，沿着这条合作共赢的道路坚持不懈地走下去，让2016年西子湖畔的G20峰会结出累累硕果。

　　（作者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G20Sher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