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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英国文坛的传奇人物，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七十岁之后忙于应对众多出版商不约而同提出的一项请求：写回忆录。毛姆一一拒绝，唯一答应了一家，写了点连载，还让一些正人君子不满，说他对前妻落井下石，有违“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金律。后来，人们又判断说毛姆已经写不动了，这些文章主要由他的私人秘书兼男宠阿兰·西耶尔操刀。
既然毛姆需要帮助，那就大家一起来吧。各路传记作家纷纷登门，最多的时候，有十一名作家垂手而立，等待皇帝的钦点，给自己一个沾光的机会。毛姆承认他认识当世的许多名人，丘吉尔，萧伯纳，罗素，吉卜林，卓别林，戴高乐，从政经要人、文坛大腕到影视明星，应有尽有。于是很多人绘声绘色地传播他的社交“秘闻”，毛姆听了直苦笑：我见过甘地了？我怎么不记得？
毛姆基本上没怎么回忆自己同名人的交往，因为这不合他的脾气。他待人的时候会鉴貌辨色，因人择礼，常常庸俗得让人不安。他的侄子罗宾在回忆录里说过两件事：第一，毛姆有次邀请一位女宾到他的别墅，女宾看见什么夸什么，唯独忽略了客厅里的一幅画，毛姆很不高兴，私下对朋友说：“这幅画价值连城。”第二，他同一个年轻人共进午餐，吃着吃着，他突然指着桌上的一盘菜说：“你大概以为这是稀粥吧，其实这种菜可高级了，做一道需花很多钱。”
他虚荣，嫉妒，势利，然而一旦写到纸上，他就逆刃相向，剔肉及骨，去一一揭穿人们的庸俗、自私、嫉妒和失败。他很少提到名人的名字，也算是给他们留个面子，但是，有一个人他不仅提了，而且还不止一次，那确实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孟什维克的领袖，1917年，他曾在内忧外患中的俄国暂掌临时政府。
英国情报局有聘请文化名人执行间谍任务的传统，人们熟知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和哲学家以赛亚·伯林都干过这一票。文化名人很容易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行动自由，面子也大。1905年，毛姆还是初露头角的年轻作家，曾在卡不里岛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十二年后的春天，沙皇第一次掉下王座，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孟什维克党人入主冬宫。6月，英国情报局突然想到派毛姆去俄国走一趟。当时一战还在进行，毛姆要做的，就是带一笔大钱给克伦斯基，劝说他尽量让俄国军队留在战场上。
毛姆并不太乐意去，他是在纽约辗转时得到使命的，之后，他便由东京转去海参崴，然后坐上横穿西伯利亚的列车，一路颠沛抵达彼得格勒。在俄国，有一个黑发美妇人是他的密友：莎莎·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王子彼得·克鲁泡特金流亡英国时生下的女儿，社会主义者，跟克伦斯基也很熟悉。她为毛姆出力，帮助他接洽上了克伦斯基。
毛姆还认识一位名叫鲍里斯·萨文科夫的俄国人，此人写过一本自传，叫《一个恐怖分子的回忆》——显然，情报部之挑中了毫无间谍经验的毛姆，他的人脉也起了关键作用。萨文科夫参与过最大的一桩恐怖活动，是1904年7月28日，沙皇的内务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莱维遇刺案，那天，他的雪橇被一颗炸弹投中，送医后伤重不治。萨文科夫作为主谋于次年被捕，判了死刑，但越狱成功，又活了将近二十年。这起震动俄罗斯的案件，当时还被英国大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看中，借题发挥，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在西方的目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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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斯基
在罗宾的回忆录里，毛姆跟他描述过克伦斯基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类人特别能引起毛姆的兴趣：他完全不称职，身体羸弱，头脑也不发达，言语夸大，行动迟缓，确实很有些名望，但接受的教育太有限，想象力和人格魅力都很缺乏。他莫名其妙地蹿升到高位，立刻被国内外的事情所压倒，身边则是一群根本仰仗不上的谄媚之徒。毛姆发现他整天魂不守舍，那时列宁就在彼得格勒，就连具体的匿居地，得到的情报都够用了，但克伦斯基不敢派人抓捕。
两人来往了好几天，竟然都没谈什么正事。一见到驰名遐迩的大作家，克伦斯基似乎忘了他眼下的要务是什么，兴冲冲地要听他在世界各地的见闻，热络得就差设坛磕头、结金兰之好了。正事当然也要谈：克伦斯基问起，为什么《泰晤士报》对俄国这么不友好，为什么英国派了一个不得力的人来做驻俄罗斯大使，为什么没有兑现对俄的武器支援承诺。毛姆用密电把这些内容发回英国，同时他告诉那边，俄国要完，布尔什维克的获胜在所难免，不论是在宣传还是在组织上，协约国都无力阻止这一时刻的到来。
8月26日，一封紧急情报送到东宫：布尔什维克即将起义，消息确凿。克伦斯基之前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一得知自己的处境已相当危险，就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后来的一个早晨，毛姆躺在宾馆里，还没下床，克伦斯基就闯了进来，一边看他穿衣服，一边口授了一份绝密情报给他，让他转告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
此时，本来对这趟任务兴味索然的毛姆，也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俄国做点什么了。他接报后乘驱逐舰从奥斯陆出发，经苏格兰，转乘火车来到伦敦。11月5日，他见到劳合·乔治，首相的表情很激动，一个劲地说，啊，我太喜欢你的戏了，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毛姆把情报转给首相，他这才沉默下来，不声不响。过了很久，首相才说了句：“我不能这么做。”
“那我怎么跟俄国那边交待呢？”毛姆追问了一句。首相告诉他，你往我这里推便是。旋即，他的身份又从政治家转回到脑残粉上面，说自己有崇拜他的这个剧那个剧，最后他说，我要去参加内阁会议了，就此告辞。
英国拒绝了克伦斯基的个人求助。若非两天之后十月革命爆发，毛姆很可能会动用自己的资源，设法回到俄国营救克伦斯基。跟劳合·乔治相比，克伦斯基把俄罗斯的当务之急放在一边，让他很受了点感动：他嘲笑世人的愚蠢，但对那些被命运玩弄的弱者是真有同情，因为他自己也有切身体会。据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所说，毛姆的俄国报告是被英国官方完全认可的，他在乱局中的预判力也得到了事实的证明；而罗宾则讲，毛姆对那段经历深怀愧欠：“要不是我在俄国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也许整个世界的局面能更好一些……”
罗宾曾答应毛姆，不在他身后写传记，然而毛姆去世还不到一年，罗宾的回忆录《我的叔叔毛姆》就出来了。后来他又写了两本关于叔叔的小书。他笔下的毛姆，几乎就没有过开怀大笑的时候，见识过的人，经历过的事，都很容易激起他的悲哀。对克伦斯基，他没有批评，绳之以政治家应具备的素质标准，而是感慨，命运何必将一个凡人推上他力所不能及的岗位。克伦斯基跟他笔下的很多人物是相似的：在本能的干预下，在种种偶然的安排下，一个人踏入了他并未准备好要踏入的关系，不明不白地爱上了另一个人，又憎恨她，又痛苦于自己的憎恨……
“我实在没法相信他的升迁仅仅是事出偶然，而能坐稳这个位置仅仅是因为没人来顶替他。随着谈话的深入，我似乎感受到了一丝可悲，我觉得自己很为他难过。”毛姆在一则笔记里倾吐了对克伦斯基的复杂心情，“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他的本事在于他能激起别人的怜惜之心，弄得别人想要去保护他，他身上有些极具感染力的东西，让你觉得自己应该去帮助他。他具有查尔斯·弗罗曼的那种非凡品质，即能激起别人为他做事的欲望。……我希望他的声音不要这样动不动就颤抖起来。听到别人如此直露地表达出如此高尚的情怀，真叫人有些尴尬。这就是英国人与俄国人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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