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第三波思潮

　　导读：12月18日晚，早在讲座开始的前一小时，北京大学理教107这个据说可以容纳500人的教室已然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早早赶到现场，期待着林毅夫教授的精彩讲座。前几天，“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刚刚成立（聚焦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 引领第三波发展理论思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林毅夫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了CCERClub的邀请，为大家讲解他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者，林毅夫教授希望可以通过对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从而更好地阐释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

　　我们为何要反思发展经济学？

　　在林毅夫教授看来，为了能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更好的应用，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都应得到反思，为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因为，理论不是一个逻辑游戏，理论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经济学的理论帮助我们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并帮助人们在做经济决策时起到更好的作用。如果现有的理论无法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做出决策，那么则应当进行理论反思。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子学科，在二战后因战后重建，尤其是摆脱殖民统治的主权国家富国强兵的需求而应运而生，到现在已经有70年的学科史了。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理论被称为“结构主义经济学”。这一理论建立在人们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观察基础上——发达国家由于先进的产业，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收益。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国防实力与劳动生产率，也应当发展技术密集产业和相关国防产业，并提出了进口替代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了上述发展战略，但却发现，在这些产业建立起来后，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失效了。

　　80年代，发展经济学界通过反思自身的问题，进入第二波思潮，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人们分析，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的努力并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当时的解释是，由于政府的过多干预而造成发展不佳。因此给出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价格市场化，资源自由化，政府的责任是维持宏观稳定，维持财政预算的平衡。然而实际上却并未起到好的效果，发展中国家再一次出现了经济崩溃，危机重重。

　　但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少数经济体的发展态势不错，比如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并没有遵循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政策建议，而是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传统的、规模小的制造业。当时的主流理论是进口替代政策，而他们推行的正好相反——进口技术密集产品，出口劳动力密集产品，并因此很快积累了外汇资本，这些被主流理论看来是错误的政策，却真正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理论毕竟是对过去现象的总结与概括。由于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或者说理论应用的限定性，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成功，却不能指导发展中国家从落后走向先进，因此要进行理论反思，提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

　　成功的药方：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收入增长和相关问题的理论。而高速持久的收入增长是现代才有的现象。由于工业革命出现了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增长，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要基于国家现有的经济状况。因为，任何一个药方都可能是补药，也可能是毒药。因此，需要对国家的成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刷新现有的理论。

　　林毅夫教授提出——“回归到亚当·斯密”。不是回归到他的书中根据其研究所提出的观点和结论，而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即对“国家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之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进展，绝大多数是根据这种方法研究得到的。

　　林毅夫教授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其决定因素，也就是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的决定因素。林教授将这种研究方法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是为了区别于已有的“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思潮。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经济的结构和其变化？在林毅夫教授看来，是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和结构。它们在某一时间点里是给定的，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该经济体的禀赋和其结构的。也就是说，在某一时间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决定了经济体在那时点的总预算和生产要素间的相对价格。这些继而内生决定了经济体各种产业和技术的比较优势，从而决定了该时点的最优产业结构。

　　而什么是“要素禀赋”呢？用简单的语言来讲就是，国家总共的自然资源土地有多少，国家总共的劳动力有多少，国家可以用的资本有多少，以及国家现有的基础设施效率怎么样，法律制度、金融制度等各种制度安排的效率怎么样等等。

　　一个经济体快速积累资本的方法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进而产业结构升级。换句话说，成功是有药方的，那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需要一个有效的市场与一个有为的政府。因为，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可以提供准确的价格信号，而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需要处理外部性问题，解决企业间的协调问题，必须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这一经济战略的结果是形成了开放的经济，宏观经济稳定，产品有国际竞争力，账户和政府收支有盈余，极少出现内部导致的经济危机，政府有更多空间使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有了高经济盈余，高投资回报，高储蓄率，高投资率。这与《东亚奇迹》一书中的研究成果也是相吻合的。

　　“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新”在何处？

　　要理解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新”在何处，首先要明确的还是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失败的原因。

　　“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倡导者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而这些产业相对于本国的发展水平来说太过超前，与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来完成初期投资和持续运转。这导致了资源的低效配置和寻租、腐败行为。但需要说明的是，“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失败不是因为它所设立的目标不好，而是因为它违背了经济实际。

　　而1989年出现的华盛顿共识，是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这一理论也在实践中被证实是失败的。因为，所有转型经济体旧的发展战略违背了它们的比较优势，导致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华盛顿共识建议政府立刻消除所有的市场扭曲，无视于政府当初是由于保护这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而内生了那些扭曲，取消那些扭曲将使那些企业破产，经济崩溃。并且，为了避免经济崩溃或为了维持那些“先进”产业，华盛顿共识采取了更为隐蔽低效的保护方式，反对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帮助某些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因此，它在实践中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基于上述经济理论在具体经济体中实践的失败，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纠正了“结构主义经济学”违背经济实际的问题，也克服了“华盛顿共识”的种种漏洞。真正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现状出发，给出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它不仅有理论创新的重大价值，也在实践意义上，为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未来道路提供了良策。

　　（本文未经演讲人本人审阅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