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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生活在文艺电影与虐恋小说写作的蜜罐里，李银河真是开心。将近一小时的电话专访中，那一端时不时传来她毫无心机的笑声，哪怕前一秒钟她还在痛陈时弊。
说起2016年的计划，李银河颇有些兴高采烈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自己的三本书预计将在2016年情人节期间在香港出版。“都是中短篇小说(集)，三卷，每卷20万字，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虐恋。”
这三卷小说集的名字已经确定，叫《黑骑士的王国》，“黑骑士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人恋爱都是憧憬白马王子，但是在虐恋里，就会想象一个黑暗骑士，这个也是其中一篇的名字。”她娓娓道来，思绪似乎已经飘摇在黑骑士的世界之中。
对于自己的文学才华，李银河一度颇为怀疑，她也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文学创作摆脱不了论文写作的范儿，进而干脆把这认定为自己的独特风格。2012年开始尝试写小说时的几篇日记，被李银河选登在自己的自传《人间采蜜记》中，那一章的副标题是，“为自己的快乐而写像自慰”。
“到目前为止，我写的东西只是一种劳作，是将知识介绍给大家，并不涉及我的心。”一篇日记中，李银河如此说。而不久之后，她又用少年般热情澎湃的笔触写道：“写作处于井喷状态……”“短短的几天，已经写了三篇……”“我想到萨德，也许我会成为他。中国的萨德，听上去挺吓人的。”
写作顺遂，作品出版在即，令她遗憾的是新书只能先在香港出版，“毕竟大陆的审查尺度……”说完这一句，她又呵呵地笑起来。笔根本停不下来，或许是因为又一次得到冯唐的积极评价。一部十万字的长篇也已经写就，“还是虐恋主题，我的写作冲动，除了虐恋就比较少。”她这份坦然，着实叫人羡慕。
从事社会学研究，从学术研究到社会议题的推进聚焦于同性恋、女性的性与爱、酷儿理论、性工作等敏感话题，李银河一直是最权威的中国社会性与性别议题的观察者与评论者之一。在她看来，中国社会对性别议题的宽容度是不是越来越高，又会不会持续推进?
“我觉得宽容程度有提高。1998年我出版《虐恋亚文化》专著的时候，审查方面还有些问题，人们还是(觉得)挺惊悚的，妇联觉得，是不是家暴？有很多误解，但现在慢慢地人们的了解越来越多。”以虐恋为例，李银河聊家常一般举例论证自己的观点，“有一次记者来我在威海的家做一个节目，大家聊天，其中一个人就喜欢虐恋，非常坦率，说自己喜欢受虐。”
退休后，李银河不再继续研究工作，但遇到一些特别有意义的重大事件，她还是会出手点评，“比如优衣库事件等性别领域的新闻突发事件”。对于去年得到广泛关注的女权主义议题，李银河觉得其中有很大的误会。“(搞得)好像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女权的，其实并不是这样。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从1949年开始就是基本国策。解放妇女、妇女参加劳动，这些都是女权主义的最基本的争取女性权益的做法。”对于媒体与公共空间可见的女权主义往往是由一些“街头行为艺术”来代表，李银河觉得非常奇怪，“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她说：“女权主义有很多流派，其中最激进的可能比较仇恨男性，而很多人把最激进的这种理解成女权主义了，这是以偏概全。”她表示，“女权主义最主要的共同点是主张男女平等，这正是中国的国策。”从一系列事件中，她观察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机构与民间团队之间如何沟通与合作。
读书写作看电影，李银河如今的生活简单而充实。前一段时间，因为电脑故障无法下载电影，她只好把先前下载的《小时代4》看了。结果这部票房不俗的电影让她吃惊不小。“哎呀我的天哪，这个简直俗不可耐。”李银河回想起来仍然觉得不可思议，她觉得，最有象征意义的情节是影片最后出现的藏在小屋里的价值好几个亿元的黄金。“据说这部片子赚了好几亿票房，说明年轻人的价值观就在那，但是这个电影的价值观已经俗到了这个程度。”对于大众流行文化的现状，她觉得作为知识分子有些无可奈何。“怎么扭转?也没什么办法，票房这东西，你说破了嗓子人家不看还是不看。非常低俗的市场，市场也是杀掉艺术的一把刀。”但她也并未一味否定流行的影视文化产品，比如最近看了电视剧《伪装者》，她就觉得还可以，“做得挺认真，挺好的，传达了一些挺正面的信息，好东西也不是没有市场。”
进而展望国人的婚恋观变迁时，她的建议和愿望仍然平实，“择偶的时候，还是应该为了爱情，不要那么物质、俗气，嫁给房子，车子，还是应该嫁给爱情。”她期待新一年里媒体和各类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不要太多地传播太庸俗的东西，“中国挺奇怪的，文化革命时也一直批评爱情至上，现在也是，爱情至上是很棒的啊，很现代的，批判它干嘛?”
聊到最后，问到关于她的虐恋小说何时能改编成电影公映的问题，李银河又开心地笑起来，“那也得在大陆出版以后啊，其实虐恋小说还是很适合改编电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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