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参加完GMAC董事会会议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刚刚回到上海。
作为中国内地首位进入GMAC董事会的商学院院长,陆雄文在今年的会议中了解到:和国内MBA一样,2015年,中国学生申请国外MBA动力明显减退。
“2015年对中国管理教育来讲,是非常不利的一年”,陆雄文说,因为宏观经济形势不好,各行业都不太景气,企业自己在培训方面的预算也在收紧,个人对职业发展规划也多有延迟。
“中国现在最缺的是管理,缺大批量的受过系统管理教育训练的、既有国际视野又能够切实扎根本土的专业管理人才,”陆雄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中国管理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必须要有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相匹配的高质量管理教育”。
在过去十多年间,中国MBA国内申请人数都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但是陆雄文注意到,从去年开始增速放缓,而2015年基本没有增长。同时,2015年EMBA招生市场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显著下滑。
去年“限读令”出台,禁止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读EMBA,大多数商学院的申请人数都下滑了20%到40%,因为他们的生源结构当中,20%到40%都是来自上述人群,特别是东北、西北、北京等国有企业集中的地区。
长三角地区上述生源占比相对较少,EMBA学生来源以外资和民营企业为主,但是经济不景气,使得民营企业和外企也压缩了资助高管读EMBA的预算。
美国现在每年培养15万到18万名的MBA、EMBA学生,中国5万人都不到,“人才的短缺会成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掣肘和瓶颈,甚至会成为经济产生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当今中国,大规模、高消耗、低成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赚快钱、赚容易钱的时代结束了。经济要转型,企业要错位竞争、集约发展、深耕市场,就必须依靠管理,可管理专业人才供给跟不上。”陆雄文说。
如果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乐观的预期的话,他认为,MBA、EMBA还需要大力发展。假设10年后,也就是2025年,中国经济规模同美国相当的话,那中国MBA、EMBA的培养规模也要同美国相当,每年的MBA、EMBA学生也要达到15万到18万人,更何况中国人口是美国的三倍多。
不过,中国商学院还面临着国际商学院对高质量中国生源的竞争。比如,正逐渐扩招MBA学生的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2015年开始就专门设有面对中国学生的6万英镑“O xford C reat”奖学金。
实际上,近十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之后,第二大向全球商学院输出高质量生源的国家。“中国申请人毕业于国内的名校,大多有在跨国公司和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工作的经验,他们通常英语流利、心态开放,有很好的沟通技能,在全球市场上很有竞争力。”陆雄文说,为了争夺生源、发展多元化群体、提升国际化水准,很多西方商学院都设立了各种奖学金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
分析这种趋势,陆雄文认为,一是中国总体上管理教育的质量还没达到世界先进水准,不能满足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学生的求学要求;第二,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体系,使得那些有远见的学生更倾向于去西方学习,拓展全球视野,为其在全球背景下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第三,跟西方商学院的市场策略有关,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生源的优异背景。
“为什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十分艰难,为什么很多行业经常出现价格战等不理性的竞争行为,为什么一些企业发展波动很大,抓住机遇就高速发展,碰到瓶颈就迅速跌落,跌宕起伏很大,”陆雄文说,这都是由于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管理人才的把控。
当然,陆雄文也注意到,尽管申请人数放缓,今年中国管理教育也有一些积极的迹象,第一,更多的管理学院在努力提升管理教育的质量,走内涵发展的道路;第二,更多的学校在申请通过国际认证和中国高质量MBA认证,中国自己的认证体系正在稳步发展;第三,中国商学院开展的国际合作水准仍在提升。
在英国《金融时报》(FT)发布的2015年全球EMBA项目百强排行榜上,具有中国内地背景的EMBA项目今年首次登顶FT全球EMBA排行榜,在全球前十强包括中国香港在内,有中国背景的EMBA项目独占五席。
不过陆雄文却表示“不能被上述排名迷惑”,很多排名靠前的项目都是优势互补的中外合作项目,实际上同欧美一流商学院比,中国本土自主EMBA项目质量,乃至管理教育整体水平仍差距显著。
首先,中国商学院仍然缺少批量的、有规模的、与世界主流商学院学者能够对等交流合作的师资队伍,中国学者按照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来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和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能力还很弱。
其次,中国的EMBA、MBA的教学体系仍然是借鉴西方主流商学院的,基于本土的经济环境和商业实践的原创教学体系的设计、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的研发能力还很弱。
第三,教学的手段和教学的方法总体上还是传统的,少部分商学院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方法,注重课堂的互动,大部分商学院还停留在老师在课堂上单向传输的状态,利用新的模式和技术开展网络教学、远程教学还十分鲜见。
这些表面差距背后,其实是反映了中国商学院的教育理念还比较落后,创新动力不足,受体制约束太大。这些差距的弥补既要依靠国家与社会对管理教育发展的重视,也有赖于商学院自身的进取与努力。中国的商学院应坚持走内涵发展、有机增长的道路,全面提升师资的水准,包括价值取向、研究能力、教学经验,既要能够把国际先进的理论引入中国,来解释和指导中国商业的创新实践,又能够基于中国丰富的商业实践土壤来提炼、总结研究问题,做出创新性的学术成果。
对于2016年中国管理教育的趋势,陆雄文认为,首先,关于绝对限制国有企业高管报读EMBA的政策需要再思考,否则可能有损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和整个国家的竞争力;第二,整个高等教育尤其是专业学位教育要有大的改革,要更多回归教育本身的规律,更多地让大学承担它应负的责任,更多的让专业学位教育同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相匹配。第三,更多的商学院能够真正着力于内涵式发展,不断改进教育质量,以培养有系统专业知识、能应用理论于实践、肯担当社会责任的管理人才为使命,积极回应政府和社会的质疑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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