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忽略2015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由于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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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层面同样有担忧。美国加息、中国经济放缓，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也使得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更大。全球贸易大幅下降，大宗商品的疲弱也给资源型经济体带来不少难题。
除了由冲突和被迫迁徙导致的令人心碎的苦难外，还有不少人群由于经济错位和经济活跃度下降受苦：全球有超过2亿人失业，收入、财富不平等加剧，女性依旧在就业机会和薪酬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
情况可能变得更糟，但我们也不应该遗忘好的一面。我们刚刚从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全球部分地区在这段时间内表现还是相当抢眼的。例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过去20年中通过经济和社会改革，给成千上万的居民早就了更好的生活。非洲的进步也有目共睹，亚洲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不断上升，重要性与日俱增。
但另一方面，这些增长岌岌可危，也因此带来疑虑。我一直在不断自问：“当前的经济增长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的，是否有更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就是这一问题不会有简单的答案。我们当前无疑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而又复杂的关键时刻。
然而，我今天主要想要传达的信息是，通过正确的决策、强有力的领导和全球合作，这些困难都是可以管控的，例如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苏联刚刚解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等等。
当然，当前的世界已变，具体的挑战也已变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和其他许多更加严重的问题。但在过去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毫不比现在少，而在关键时刻，政策制定者们总是能够引领全球经济恢复正常。这次也不例外。
秘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曾说过：“不确定性就像是一朵雏菊，它的花瓣永远都摘不完。”
而今天，在此次大会上，我试图通过自问三个问题，来摘掉其中部分的花瓣。这三个问题是：我们当前的情况如何?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能实现什么呢?
1.我们当前的情况如何
今年的全球经济展望数字即将出炉，可以预见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比去年放缓，2016年也仅会有小幅上升。
好消息是发达国家经济已经开始温和复苏。欧元区的温和复苏正在加强，日本经济也开始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美国、英国的经济活动保持活跃。
坏消息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有可能连续第五年放缓。印度情况还比较乐观，中国由于要对此前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进行再平衡，增速放缓。俄罗斯、巴西等过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拉丁美洲国家的整体增速大幅放缓。此外，许多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的低收入国家，经济活动也很疲弱。
在全球层面，缺乏金融稳定性依旧拖累拖整体经济。虽然近些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依旧羸弱，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上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全球发展是令人失望并且不均衡的。中期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也在变弱。我在一年前提出过“新平庸”——即经济长期低速发展——日益临近。
为什么呢?因为潜在增长受到生产率低、人口老龄化、金融危机遗留问题等拖累。高负债率、低投资率、弱势银行持续给发达经济体造成压力;许多新兴经济体也正在从后危机时代的信贷和投资繁荣中进行调整。
全球经济前景还受到许多主要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溢出效应的影响。其中两个转型尤为值得关注，即中国向新增长模式转型和美国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这两个转型本身都是很必要也很健康的，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都有利。其中的挑战在于，如何尽可能有效、平缓地推进其进程。
中国的转型才进行到一半。中国正试图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这些改革将带来更缓慢、更安全、更可持续的经济“新常态”。新的增长模式将更加依赖消费而不是投资，更加依赖服务而不是工业生产。
转型还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体系。换言之，中国领导人当前需要在推进艰难的改革和维护金融稳定间达成微妙的平衡。
这些重要转型可能会通过贸易、汇率、资本市场、资金流动等形式造成外溢效应。近几个月，外溢效应已经初现，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让大宗商品市场承压，使得不少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货币贬值。大宗商品市场的低迷已经持续很久，政策制定者们要设法管控好这一变化。
第二个令人担忧的转型为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此前低利率曾鼓励了股票、国债、公司债领域的一系列套利行为。因此美联储当前也面临着如何在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同时，将市场的波动降到最低水平的问题。
虽然发达经济体之外的国家对于利率上升的抵抗力高于过去，但我还是担心其应对冲击的能力。新兴经济体此前以大胆的反周期财政、货币政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由此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过去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80%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私营部门的杠杆率不断提升，许多国家的负债水平上升，其中不少债务还是以美元计价的。
因此，美国利率上升以及美元更加强势，可能会带来公司违约，以及公司、银行、主权国家间的恶性循环。在此种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先发制人的政策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2.我们该如何应对
虽然当前的转型面临着经济下行的风险，但通过促进需求、维护金融稳定、实行结构性改革等方法，这一风险是可以管控的。
大部分经济学家肯定会认同这些“治疗方法”，但我今天想要更加确切详细地给出建议。为了应对当前的挑战，我们需要升级政策努力。“升级”指什么呢?
在需求方面，大部分发达国家需要调节货币政策。所有发达经济体在制定政策时，应兼顾其外溢效应，也需要保证非常清楚地传达政策。这两点是政策升级的重中之重。
欧元区需要处理好总量达到9000亿欧元的不良贷款。这是金融危机的主要遗产之一。通过解决该问题，银行将能够增加对公司和家庭的信贷供应量，加强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力、提升经济前景、促进市场信心。
新兴经济体需要增加对于大公司外汇敞口的监控。其也需要通过宏观审慎工具确保银行对于不断增长的公司杠杆和外债有更好的弹性。这将有助于金融稳定，降低公司、银行、国家间出现恶性循环的风险。
在全球层面，需要加速推进监管改革，尤其要提升非金融部门或影子银行的透明性。另一个主要的需要升级的领域是建立起系统性、全球性的金融机制。
在财政方面，各国需要采取尽可能具有弹性、有利于增长的财政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议发达国家采取财政刺激手段，增加在高质量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
大宗商品出口国如果有政策空间，可以适当调低出口商品价格。其他方法包括推行税收改革、能源价格改革等有利于增长的财政再平衡措施。这些国家也需要重新设定投资重点，以此保护脆弱人群的利益。
例如哥伦比亚、挪威、博茨瓦纳等大宗商品出口国，此前利用大宗商品繁荣的机会，建立起有效的对抗冲击的财政框架，从而让他们在面临财政调节时有更大空间。这值得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国借鉴。
最后，所有国家都需要升级其经济结构。这可以通过在劳动和商品市场、基建、教育、健康、贸易等领域的改革来实现。
3.我们能实现什么
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实现什么?
提出政策建议当然很容易。但落实的环节也需要娴熟而机智的决策，特别是在在当下低增长和高度不确定性并存的时期。此外，这些政策不应仅在国家层面施行。当前的许多事务，例如气候变化、贸易、迁徙、全球金融安全网，都需要全球通力合作。我很高兴地发现这一精神在近来的许多事件中得到了体现。
IMF也会在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一直在分析会影响成员国的经济问题，并给成员国政策建议。我们致力于解决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增长和经济稳定问题。鉴于我们的成员国正面临着转型挑战，我们也在不断改进强化对于成员国的支持，以适应新形势。
具体体现在：
其一，更加迅捷。对于管控短期风险和外溢效应给予建议，分析经济体间的关联性。
其二，更加统一。在我们目前的项目制定和风险评估中，更多地考虑宏观金融关联性。对于那些关系到可持续性增长的关键事务，例如不平等、普惠金融、气候变化等，也给予了更多关注。相关政策将有利于完成“后2015”可持续发展目标。
其三，会员中心制。加强对于特定国家的资助，同时帮助协调跨国家问题。事实上，我发现这是目前是最受成员国推崇的方面之一。
综上所述，我建议及早推行2010份额和治理改革(the 2010 Quota and Governance Reforms),来适应成员国正在发生的动态变化，并保证IMF当下和未来有足够资源满足成员国的需求。事实上，这也是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核心内容。
(本文作者为IMF总裁，本文根据作者2015年9月30日在华盛顿参加智库council of the americas活动时的演讲整理，后歆桐编译)
作者：克里斯蒂娜· 拉加德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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