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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总体而言，目前的治霾措施，在短期内通过行政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但长期看则缺乏长效机制，在让治霾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显得不足。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京津冀治霾需要新思维。
“京津冀地区的严重雾霾不只是中国传统发展道路和走"世界工厂"道路的结果，更是工业革命后人类走上传统"高物质消耗、高污染、高碳排放"工业化道路的后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部副部长张永生分析。
张永生表示，要消除这种传统发展道路产生的严重雾霾，在常规思路下的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必须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省，加快推进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变，使经济进入一个新的以追求福祉为目的的发展轨道。
传统发展范式导致京津冀雾霾
《21世纪》：关于京津冀雾霾的成因，众说纷纭。你怎么看？
张永生：从科学上看，雾霾形成的化学成分和来源非常复杂，争议也非常大。但是，就污染源来看，主要包括燃煤、机动车、扬尘三大类。
简而言之，雾霾主要在于现有发展内容建立在“高污染、高物质资源消耗、高排放”基础之上，这就必须通过改变经济发展的内容来实现。由于大气污染具有流动性，覆盖京津冀的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该地区高污染产业，而北京上空的雾霾，主要来自于周边地区的污染。这些产业产生的污染，经过大气环流，覆盖整个区域。
在北京周围最紧密层的河北，密布着全国1/4的钢铁产业，如果算上对北京形成包围的其他六省市，则总产量达到全国一半以上。水泥、平板玻璃的产能分布亦大体如此。在河北的能耗中，工业能耗不仅占居绝大部分比例，且占其总能耗之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不断提高。如果进一步考察北京周边六省市主要高污染行业的情况，就会发现北京周边六省市分布着全国最密集的高耗能产业。
《21世纪》：传统发展方式在全国范围均如此，为何独独环北京地区尤其河北高污染产业如此集中？
张永生：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同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乡壁垒有较大关系。很大程度上，河北的发展要服从于首都北京的水资源保护、治安等需要，这使得北京周边难以走常规工业化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在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在内的条件下，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通道没有打开，北京对其周边的辐射效应难以发挥，经济发展更像一个“抽水机”，加剧了环首都贫困带的形成。
但是，河北又必须发展经济。由于河北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和禀赋特征，加上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下，招商引资抓大企业，比抓分散的中小企业更能收到GDP效果，故在更外围选择能够拉动GDP增长的大型高能耗、高污染重化项目，就成为河北理性的选择。
因此，京津冀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当前大范围持续雾霾的形成，既是传统发展范式的后果，也是传统体制之痛。
“治污、促新、托底”
《21世纪》：尽管“大气十条”已经出台两年多，但其效果与人们的预期相差很远。你如何评价现有的治霾措施？
张永生：公允地说，政府治霾决心非常大，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但治霾很难在短期就取得决定性成效。目前治霾的主要做法，比如河北的“压煤、削能、治企、控车、控油、降尘、增绿”等措施，重点均在降低污染。总体而言，目前的治霾措施，在短期内通过行政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但长期看则缺乏长效机制，在让治霾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显得不足。
从目前区域联合治霾的角度来看，治理雾霾并没有形成京津冀三地共赢的格局，看起来河北付出的代价要更大。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根本上转变发展范式，让治霾成为加快发展的契机。否则，治霾遇到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
《21世纪》：就治霾的措施而言，你认为应该如何优化？
张永生：就具体的治霾措施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即“治污、促新、托底”。
所谓治污，即在京津冀采取最严格的环保标准；所谓促新，即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以让治霾同增长相互促进。促进京津冀绿色发展，重点在于促进河北绿色经济增长，具体包括环首都贫困带、河北传统工业区转型升级，以及河北外围地区形成新发展模式。
所谓托底，即对受影响的地区、产业和群体进行扶助。雾霾治理，尤其是严厉的环境标准，虽然总体上会对京津冀绿色发展有利，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的特定人群、产业和地区。因此，应对这些特定人群、产业和地区进行扶持，帮助其转型升级和转产。
《21世纪》：相比“治污”和“托底”，“促新”的难度显然更大。您认为京津冀如何实现“促新”？
张永生：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只强调几点。
首先，加大治污力度，本身就是最好的“促新”。从经济增长和成本收益的角度看，治理雾霾可能反而会促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增长。原因很简单，虽然治理雾霾会影响那些污染企业，但却可以催生大量亲环境的经济活动，促进资源向绿色方向配置。如果北京雾霾严重，大量经济活动就会避而远之。
其次，满足京津冀业已存在的巨大绿色需求，就可以形成重要的增长来源。比如。北京对周边乡村有巨大的休闲、居住、养老等市场需求，但在现有农村土地制度下，市民的这种需求很难下乡。这个不只是京津冀一体化的问题，更是城乡体制壁垒的问题。
第三，很多新的绿色消费需求，其实是可以通过政府规制、公共产品和市场手段催生的。比如，政府颁布一个标准，就会创造一个新的市场；绿色理念广为接受，则就会新的绿色产品创造出市场。
第四，通过加大生态补偿力度促进河北经济转型。河北治理雾霾和提供生态服务，则北京、天津的绿色经济活动就会增加，北京天津从增加的经济增量中拿出一部分同河北分享，就会形成“共赢”的格局。如果河北没有足够的经济激励治霾，就会形成“多输”的格局。
第五，加快京津冀一体化，加快塑造新的经济形态和区域经济格局。比如，以快速交通、互联网、ICT和电子商务为依托，加大乡村环境整治、景观美化，在京津冀区域形成星罗棋布的“绿色现代乡村社区”。通过互联网手段，让京津冀落后地区能够共享北京、天津的高质量教育、医疗、专家服务等资源。
京津冀绿色发展能否率先示范
《21世纪》：京津冀雾霾治理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那么钱从哪里来？
张永生：问题的核心并不是资金问题，而是能否创造条件以充分挖掘绿色发展的潜力。只要有足够的回报，包括绿色基础设施，则就可以设计各种金融工具来进行融资。这样，金融和绿色发展，就可以相互促进。比如，以“母基金+子基金”方式，设立京津冀绿色发展基金，以促进绿色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和绿色创业。也可以考虑绿色发展银行、发行绿色债券、探索开展绿色信贷创新，等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形式可以探讨。
《21世纪》：京津冀治霾的过程也应成为其发展范式转换的过程。那么京津冀如何通过改革实现这一转变？
张永生：京津冀雾霾危机，其实可以转化为绿色发展的契机。可以围绕京津冀绿色发展示范的大目标进行系统设计，在通过强力措施短期内大幅减少污染源的同时，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拓宽发展内容，改变传统发展范式，打造基于环境和互联网的面向未来的绿色发展范式。
这些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比如，探索在农村土地制度方面做一些创新，有序引导城市需求下乡，让城市力量成为乡村建设的推动力；降低对地方干部GDP考核权重，提高环保、就业、民生、社会保障以及群众满意度测评；京津冀探索财税改革，让绿色发展同样可以增加地方税收，为地方政府提供促进绿色发展的激励；加快打破京津冀区域行政壁垒，逐步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交通、电信同城化的步伐；在京津冀率先改革对化石能源生产厂家的补贴，等等。
作者：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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