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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中国进入“转型再平衡”关键期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标题:专访刘世锦:中国进入“转型再平衡”关键期

  导读: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由此也可以称其为“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

  从加入WTO到提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

变革,从“十五”到“十二五”,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跃升,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又走到了节点。

  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人口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日益紧迫。“十三五”期间,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时期。

  “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何时达到仍具有不确定性,有可能在今明两年达到。”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

  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需求侧政策。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刘世锦分析。

  刘世锦强调,供给侧改革可以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如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的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转型再平衡

  《21世纪》:在当前的经济结构中,“需求侧”和“供给侧”发生着怎么样的变化?

  刘世锦: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由此也可以称其为“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

  以往长时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长也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为继。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引发了PPI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最新的PPI已达-5.9%,导致了中国式的结构性通缩。

  与增速下行压力相比,更具挑战性的工业企业利润超过一年的负增长。利润负增长非同小可,持续下去将会加大金融财政风险压力。最新数据显示,这种负增长仍在加剧。分析显示,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过剩最为严重行业在PPI和利润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额。

  《21世纪》:预计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调整何时可以完成?

  刘世锦:中国经济达到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估计这个“需求底”有较大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看到。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这个“效益底”的出现,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迟迟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21世纪》:那么如何避免宏观经济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刘世锦:摆脱这种困局,首当其冲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同时解决其他领域“低效率洼地”问题。这样就涉及到需求侧政策的局限性。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会导致误解,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

  例如,对一个时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现象,主张放松货币的声音很大。从成因来看,中国目前的通缩与某些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通缩全然不同,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而是缘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结构性严重过剩。对此类通缩,仅是放松货币不大可能有效,这正是近些年连续降准降息,过剩问题有增无减的原因所在。

  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大背景下,需求侧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内增速下滑过快,而不可能通过刺激政策使过剩产能不再过剩。这个“度”过了,所刺激起来的很可能是短期内无现金流和经济效益、长远效益和社会效益也难以确定的低效或无效投资。另一个同样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注意力放在需求侧刺激上,很可能错过减产能、实现转型再平衡的有利时机。

  因此,在这种情景下,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显而易见了。

  《21世纪》:应该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

  刘世锦: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供给侧改革可以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如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的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具体地说,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五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尤其对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重化工业领域,市场机制作用有限。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同时在解决“人”和“债”问题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有的领域,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如果放宽准入,还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很大空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细,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借鉴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全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此举相当于向企业减税,同时起到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的多种效应。

  第五,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政府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做产业规划,但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最重要的是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要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去产能与新动力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那么严重过剩行业的产能减多少才算到位?

  刘世锦:市场经济中适当程度的产能过剩是常态。这里,我们定义的“严重”产能过剩,是指过剩超过正常水平,影响到企业生产和盈利的可持续性。近年来我国增长速度回落,主要是与高投资对应的重化工业增速回落。尽管对过剩问题早有警觉,但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重化工业内部的加速原理缺少理解。在这些行业的上升时期,由于“需要更多的钢就要新建钢厂,而建钢厂本身就要耗费钢”,这种“自我循环”带动了重化工业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而到回落时期,“加速原理”在相反方向也起作用,使回落幅度超出预期。这正是近年来钢铁、煤炭等产品需求和价格一跌再跌的原因所在。

  供给回落慢于需求回落,于是出现了PPI迄今40多个月的负增长,幅度超过5%,也就是中国式的通缩问题。相应地是工业企业利润一年多来的下降。9月份数据显示,下降幅度还在加大。具体分析,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的出厂价负增长幅度达20%左右,对全部工业PPI负增长的影响达到80%左右,对工业利润负增长的影响也大体是这个比例。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是在相关行业,重点是上述五大行业实质性减产能,幅度应在30%左右。产能下来了,供求趋于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都有哪些?

  刘世锦:新动力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新成长产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服务、物流、研发、金融等;与居民消费水平升级相关的服务业,如医疗、文化、体育等产业;制造业中的新技术产业,如大飞机制造等;二是产业转型升级,机器替代人工、绿色发展等;三是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如网购等互联网+所带动的有关行业。以上分类是相对的,往往相互交叉、相关融合。

  新动力有如下值得关注的特点。第一,对冲力有限。尽管还有新产业涌现,但像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将经济推向高速增长的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找不到了。在数量上对冲已有产业下降的能力有限。第二,新要素组合。新增长领域基本上是以提高要素生产率为特征的,在价值链上说是“上台阶”的。这就要求与以往大不相同的要素组合。第三,替代性增长。这些新领域大都是新增长空间挤压旧增长空间,更多体现了增长方式和质量的改进,同时也会引起利益关系的重组乃至冲突,如网购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放缓以至衰落,部分知名品牌商场关闭;网上打车与传统出租车的冲突;机器人上岗与人的下岗,等等。

  “六可”目标

  《21世纪》:那么未来如何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有效?

  刘世锦: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中国经济转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增长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相当复杂,在特定增长状态下,存在一个最优结合点。上面的分析表明,存在严重过剩产能的较高增长速度,将会降低企业利润,这就存在着稳增长与稳效益的矛盾。只要企业盈利处在一个正常或改进的状态,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就不会成为很大问题。也可以说,与企业好的盈利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合理的、好的速度。我们曾经提出过“企业可盈利、就业可充分、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其中核心是企业可盈利,这一条好了,其他几条才有保障。供给侧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业盈利水平将是一个关键的度量指标。

  《21世纪》:随着增长速度放缓,包括东北和山西等地在内的部分地区困难突出,成为新的“问题地区”。对这些“问题地区”,有何政策建议?

  刘世锦: 这些地区大都资源密集、重化工业为主,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中西部。新的“问题地区”出现,提出了一个重要警示,即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容忽视。从全国看,已经不大可能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国已经越过了那些国家落入陷阱时人均收入4000-6000国际元(购买力评价指标)的阶段。但在进入高收入社会之前,部分地区增长放缓、停滞,落入某种陷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些新“问题地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增速大幅下滑,新增长动力不大明朗。高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投资总量接近或超过GDP的奇特情景。如果这些地区是独立经济体,意味着过去的高投资大量依赖引入外债,随着增长回落、竞争力下降,很可能出现汇率贬值、资金流出,进而陷入债务或其他类型的经济危机。

  这些新“问题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化工业回落与国有企业为主的体制并存。重化工业回落有其规律性,但如何应对则反映了体制特点。近些年增速回落幅度较大的,除了重化工业外,还有出口产业。出口产业在过去长时间内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近年降幅很大,今年以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与重化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口产业进行了力度很大的调整,企业关闭、人员流动、债务重组,尤其是适应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转型升级,但这些调整基本上是静悄悄进行的。出口产业是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最充分的产业,对增长回落的应对方式较好地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结构调整的特征。

  这种比较对如何解决“问题地区”的问题有重要启示。在经过一个时期减产能的调整后,国内外市场对重化工业仍有长期稳定的需求,这些产业特别是装备工业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关键是这些“问题地区”能否在压力和挑战中抓住机遇,真正从困境中走出来。国际经验显示,有的“问题地区”由此一蹶不振,陷入长期衰退。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经过十几年实行振兴政策后再次落入困境,政策本身值得反思。如果继续沿用倚重扶持、推迟或避免深层改革的路子,必定无法应对大幅减产能、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新挑战,且要延误时机。必须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办法,走出一条地区振兴的新路。

  例如,加快企业减产能、转型升级进程;对制造业基础好的地区,大力度推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企业重组。还可考虑与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对口合作,创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经济特区。与此同时,要保持产品和要素市场足够的开放度,通过人口流动,逐步达到地区之间人口数量与收入水平大体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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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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