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
互联网金融创新监管应疏堵并举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日前在参加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的“第二届(2015)中国金融管理论坛”时表示,应该统一监管资源,明确系统性风险责任主体,强化监管独立性,积极疏导社会投融资客观需求,大力提高社会
投融资信息,透明度是对金融创新施加有效监管的急迫要求。
管涛认为,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监管应该坚持疏堵并举。从堵和疏并重的角度着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提高券商融资门槛,提高券商融资杠杆倍单率等手段,拓宽合法融资渠道,明确民间配资公司的资质要求和最高融资杠杆限制,并将分仓账户体系纳入监管体系,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
第二,跨市场的金融创新促进金融监管走向统一融合。在目前的分业监管的情况下,各个监管部门也难以做到有效的协调。即使做到有效协调,在机构监管方面可能遇到超过视野的操作。所以客观上将所有流程纳入统一的监管范围,由单一机构行使监管职责,监管不应该仅限于具体业务的合规,对债券、股票、信托、信贷的稳定要确定明确的监管责任。
最后,金融监管必须避免影响到各个金融领域的经营实体、金融产品及价格体系。(金辉)
专家:
建议运用税收和财政完善收入再分配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办的“首届中国财政学论坛”近日在北京大学举行。部分与会专家就“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发表了观点。
有专家指出,导致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分配机制不健全。应怎样使我国收入分配更合理,该专家提出四点建议:一、提高居民收入在分配中比重;二、建立工资协商制和增长机制;三、放开对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四、运用税收和财政完善再分配。
与会专家表示,当前收入分配现状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收入差距,一个是收入不公。收入差距是由市场因素导致,是社会正常存在的,这与个人背景、市场结构等密切相关。改善收入差距唯一有效地方式就是通过支出进行收入再分配。西方支出很大一部分在于医保,这是一个很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的方式,但是中国支出很大一部分在于退休金,这反而增大了收入差距。而关于收入不公的问题,则与国家社会的制度、法律、文化等相关,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会专家认为,收入分配的本质应该是“取之于富,用之于贫”,这样可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可是中国的现实却是“取之于穷,用之于富”。从收入端来看,中国的税收70%是间接税,从间接税累退税的性质来看,绝大部分税收是向穷人征收的;从支出端来看,政府支出主要用在了东部富裕地区,或者行政事业单位等,绝大部分支出用在了社会较富裕人群身上。为此改善收入分配现状需要提高直接税、降低间接税,降低行政支出、提高教育支出。(挥金)
报告:
中国银行业亟待走向数字化转型之路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6日在京发布了首份关于中国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和人力因素的全面报告《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和人才突围》。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传统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仍主要停留在渠道层面;日趋复杂的客户需求、更加线上化的客户行为和互联网企业的跨界竞争,正在迫使大量传统金融机构走向数字化转型之路。迅速构建全新的数字化部门和业务模式正是许多银行需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他们往往缺少适当的人才和组织来充分挖掘和捕捉这些数字化举措。
BCG中国金融业智库负责人何大勇表示:“中国的商业银行走过了黄金十年,当前面临宏观经济转型、金融市场改革、客户需求更加复杂多元、跨界竞争不断加剧的复杂外部环境,这要求传统的金融机构必须以更积极、主动的心态面对银行数字化转型。而组织和人力因素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忽略。银行组织架构的调整、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企业文化的转变以及工作方式的创新都是传统银行业当前面临的困境。未来,银行业必须综合考量、全面规划,做好组织和人才突围,捕捉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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