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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改革空转时代急需袁庚式先锋

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FT中文网 刘胜军

  摘要:今天要涌现改革促进派,不能简单地指望官员的觉悟和责任,更重要是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改变改革对于官员而言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创造出改革的正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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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是中国的改革派巨星接连陨落的一年。从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改革闯将”万里,到依法治国重要推动者乔石,再到刚刚以99岁高龄辞世的“改革先锋”袁庚。袁庚辞世的当日恰逢深圳蛇口工业区成立37周年纪念日,为他改革的一生画上圆满的句号。“国难思良将”,在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举步维艰的当下,改革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应该重温那段改革的峥嵘岁月,获得历史的智慧和启迪。

  “改革先锋”袁庚

  与万里、乔石相比,袁庚的级别并不高,副部级待遇。但他在改革开放历史上却占据一个重要职位:蛇口工业区总指挥。中国改革开放始于深圳,深圳改革开放始于蛇口。就此而言,说袁庚是“改革先锋”、“中国改革实际运作第一人”是极为准确的。

  作为“先锋”,当然要不时“第一个吃螃蟹”,仅从1979年到1984年,蛇口就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被称为“蛇口模式”,其中包括: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受聘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1983年从首届蛇口管委会成立开始,受聘用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开创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要知道,直到2015年中央才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率先推行劳动合同制……

  可以说,袁庚当年的不少改革,即使放在今天来衡量,依然是令人惊叹的制度创新。因此他获得很多赞誉:“近代招商之遗脉,当代深商之肇始”、“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先锋大将”、“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的第一人”、“中国改革的启蒙大师”,他“以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中国改革试管的成长”,“许多在制度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上的突破,可以说至今没有被超越”。

  袁庚不仅是极富改革精神的官员,更是一位具有远见的企业家。在他的直接推动下,催生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这两家机构已然成为中国最具市场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更难得的是,在蛇口精神感召下,任正非、王石等一批年轻人来到了蛇口这片热土,成就了一个个创业奇迹。今天的深圳,堪称中国最具创新力与活力的城市,而这离不开袁庚当年催生的“企业家精神”。

  改革始于思想解放

  由于改革开放前长期受苏联计划经济模式、阶级斗争、大锅饭的影响,改革如何突破思想观念的壁垒成为关键。1977年胡耀邦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落地过程中,“帽子”、“大棒子”还是会不时袭来,这都对“改革先锋”的智慧和意志力带来了严峻考验。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发生在1988年1月的“蛇口风波”:在蛇口“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上,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3位专家与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专家认为,个别前往深圳的人目的不纯,是为了“捞一把”。蛇口青年则认为,淘金者赚钱,未触犯法律,并无过错,且客观上为蛇口的建设出了力。会后,一份《“蛇口座谈会”始末》被分送给中央,材料整理者李燕杰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引发全国争议。袁庚态度鲜明,“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1978年习仲勋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令他困惑的是,一曲《社会主义好》响遍神州大地,但广东却有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出逃香港。如何才能把老百姓生活搞好?显然需要引入市场经济和经济规律。袁庚在1982年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在今天已属常识的口号,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直到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对这句标语表示了肯定,争议才得以平息。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正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

  八十年代的改革派特质

  从邓小平,到胡耀邦、习仲勋、万里、任仲夷、袁庚……,1980年代的中国可谓改革派群星闪耀,成为推动改革伟业的推手。袁庚当年的很多改革创新,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闯进意识形态的禁区,对个人意味着政治命运赌注甚至是牢狱之灾。那么,袁庚为何会选择冒险和担当?

  邓小平、习仲勋、袁庚这些改革派的涌现,首先源于其痛苦的人生经历。袁庚1968年51岁时经康生批准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直到1973年在周恩来过问下才得以释放。因此,可以想像,袁庚对于那个年代的荒唐有刻骨铭心的痛感,这种强烈的痛感成为其拥抱改革开放的精神支柱。因为这种信仰,他们才无惧被“扣帽子”,才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去争当“改革促进派”。

  世间已无袁庚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以“世间已无张居正”来形容张居正“改革模式”的不可复制性。随着时间的流失,袁庚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官员没有袁庚们痛苦的牢狱之灾,继续指望他们拥有“袁庚精神”是不现实的。

  自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启改革以来,中国开始了在改革深水区的艰难跋涉。从实践来看,改革一步步陷入僵局,出现了“顶层踩油门、部长放空档、处长踩刹车”的“空转现象”。

  改革之所以空转,当然是执行环节出了问题。目前,大多数官员都抱着不被“双规”就阿弥陀佛的心态,“不作为”成为官场“新常态”。大家都认真学习文件,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结果可想而知。

  关键在领导。一旦部委和地方的主政大员出现“不作为”,就会导致改革的“中梗阻”。这些问题中央已经察觉,所以明确提出鼓励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

  如果说袁庚在1980年代主要和“左的思想”斗争,今天的改革家则首先面临的是利益的纠葛。如今各级政府和国企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官员自然没有改革的积极性,一味期待官员“灵魂深处的革命”是很傻很天真的。

  以“机制设计”来“催生改革先锋”

  一切从实际出发。当今改革的一个最大实际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特别是官员工资过低导致对灰色收入的严重依赖。恩格斯曾言:在利益面前,几何定理也会被改写。面对庞大的利益格局,当前推动改革仅仅靠领导人说几句话已经难奏其效,必须从机制设计入手,改变官员的激励机制。

  2014年7月笔者在参加李克强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就曾建议:(1)建立以改革为KPI的官员奖惩机制,谁不改革谁下台;(2)建立对权力下放之后官员的利益补偿机制,将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转化为“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雷托改进。这一建议的出发点就是:提高官员搞改革的收益,增加官员不作为的风险。

  两年后的2016年1月,经济学家华生在李克强座谈会上同样谈到改革的机制设计问题。华生说,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机制设计,有些改革举措实践效果不理想,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的动力机制。李克强总理回应:“没错。这是‘华山一条道’!必须往这个方向走。”

  道理不复杂,但实施起来却是障碍重重。正如黄仁宇所一针见血指出的: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中国两千年来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素来注重以道德来激励官员,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今天,这种道德激励的效果只能说是“呵呵”。理想和责任是政治家的追求,但普通官员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也希望职位晋升,也希望住大房子、让子女海外留学、开好车、穿名牌,这无可厚非,否定这些就是要求官员“存天理,灭人欲”。因此,不解决官员的合理激励问题,“薄熙来们”就只能与商人徐明勾结来供养薄瓜瓜的高昂生活费用。中国长期推崇新加坡模式,其实新加坡模式一个关键经验就是“高薪养廉”。

  因此,笔者认为,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下,要涌现真正的改革促进派,须多管齐下:(1)打破官员任期制,每年年底以改革绩效来考核官员,改革绩效差的坚决换人;(2)对有能力、有激情、有改革担当的官员,应该以伯乐之眼光去发掘,不拘一格进行重用;(3)政府大裁员,一些政府部门/机构必须果断予以撤销,让官员队伍变得精炼高效,把庙拆了才能让权力失去依托;(4)大幅度提高官员工资,并拉开差距,让官员合法收入足以满足体面的生活。

  结语

  要实现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用人是关键。今天要涌现改革促进派,不能简单地指望官员的觉悟和责任,更重要是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改变改革对于官员而言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创造出改革的正向激励。袁庚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为中国植入了市场经济的思想萌芽。今天,我们纪念袁庚,实现改革破局,何尝不是需要在官员激励机制上来一场思想解放?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 为FT中文网撰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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