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中国药方

　　导读：按照熊彼特“创新形成的繁荣必然带来萧条”的周期理论，在投资出现过热时收紧货币政策来给经济降温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创新带来的繁荣期投资会导致生产力提升，所以在随后不景气阶段的通缩中，物价下降程度会补偿此前繁荣期的上涨而有余。

　　（搜狐财经思想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 新世纪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经济发展理论》初版于1911年，距今已超过一个世纪，可谓“曾祖父级”的老书了。但正如所有可以被称为经典的著作一样，它不仅没有因为时空远隔失去价值，反而因为深刻地触及了事物的本质，对异时异地的读者具有普遍和恒久的魅力。今天阅读熊彼特，会发现当下很多现实问题——从经济增长到结构性改革、从经济转型到宏观调控——都还能从中找到启发。借助熊彼特的理论视角，我们或许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为什么“行”和为什么“不行”，理解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启发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或可概括为“均衡的经济不发展，发展的经济不均衡”。他把古典经济学所刻画的“一般均衡”的经济，称之为“循环流转”状态，作为讨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在这种经济状态下，所有市场均达到供需平衡，所有资源配置均达到给定技术条件和外生因素下的最优，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得到与其边际生产力相应的报酬。但同时，古典经济学所论证的这种均衡状态，在熊彼特看来也恰恰是不发展的经济——所有经济活动都在既定轨道上进行，没有过剩，没有短缺，没有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润。熊彼特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来自原有均衡状态之外的企业家创新行为，是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或者说是生产函数的改变，这种创新必然要实质性地打破原有的均衡状态——在本质上，经济发展是一种不均衡现象。

　　而目前支配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正是所谓的“均衡化”理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原有的发展模式“不平衡”，因此“不可持续”，要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更多依靠服务业而非制造业”，消除外部不平衡和各种内部不平衡。而近两年的经济发展态势，也似乎正在向这个“均衡化”理念所期望的方向演变，经常账户占GDP比例缩小；投资率下降，消费贡献率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三产比重上升——这些现象，常常被作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成效加以解读。而与此同时，则是中国经济潜在和实际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各方面都感到“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社会感受和市场预期日趋悲观。

　　从熊彼特的发展理论来看，均衡化导向的“发展”理念，也许是一种自相矛盾。人为抑制经济中的不平衡，实际上是在缩小企业家创新的空间，最终降低经济的增长能力。中国经济的均衡化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其实是同一个事情的两面。贸易顺差、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这些支撑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虽然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不平衡”现象，但实际上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远高于一般国家的空间和激励机制。现在应该更多承认它们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它们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重新检讨我们的发展政策，承认“非均衡”的必要性，利用好不平衡带来的发展动能。当前经济界热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熊彼特的理论视角来看，实际上需要通过减税和放松管制等措施，在经济中创造新的“不平衡”机会，从而为企业家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

　　企业家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角，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现在谈到提倡企业家精神，人们一般想到的都是民营企业家。但人们可能不太注意的是，熊彼特在书中专门谈了一个问题，即指令性经济的共产社会的经济发展也要依靠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也要解决企业家利润的分配问题。这个饶有兴味的观点，当时可能另有所指，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拿来分析目前中国的国企改革问题，这是《经济发展理论》与当下中国相关性的第二个方面。

　　中国现在虽不是纯粹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但在所谓政府主导型经济中，政府和国企掌握大量的经济资源，这些资源的运用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经济的效率。因此，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熊彼特所说的公有制下的企业家和企业家利润问题。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去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那么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和国企管理者，特别是其中的“能人”们，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体制下运用国有资源的企业家。国企的“做大做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经营城市”、“发展锦标赛”，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行为。在过去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他们通过各种黑色或灰色的方式取得了他们的“企业家利润”，虽然不符合党纪国法，但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正向激励机制，这是中国经济“镀金时代”的重要动力来源。

　　在当前的政经格局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抉择，这就是体制内企业家能不能享有企业家利润的问题。如果认为企业家利润不符合体制原则，在体制内不能存在，那就只有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通过减税和所有制改革把经济资源充分（而公平地）释放给市场，才能摆脱经济发展对“体制内企业家”的依赖，让体制外的企业家代替他们发挥作用，从而提高经济整体的效率——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改革”。反之，如果不想放弃政府主导型经济，而又想要提高经济效率，那就必须解决“体制内企业家”的利润回报问题——这在目前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现在进行的国企薪酬改革，似乎认为可以允许职业经理人拿市场薪酬，而所有人代表只能拿公务员工资。按照熊彼特的理论逻辑，这种做法也许从根本上消灭了国企出现企业家的可能，也必然降低国有经济和整个经济的效率。

　　《经济发展理论》对当前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的第三个启发，是在应对经济周期调整的宏观政策方面。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行为总是集聚出现，就会引发经济繁荣和通胀，随后的不景气本质上是经济体系其他部分适应创新的均衡过程，是繁荣的必然结果。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新兴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巴罗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也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周期现象。按照这个理论逻辑，在经济繁荣后的下行阶段，政府似乎不应干预，而是应该等到市场调节自行完成，这也正是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立场。

　　但熊彼特的观点并不这么简单。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区分了经济下行阶段的“正常调整”和“不正常调整”。在他看来，经济危机和与之相伴的金融紧缩其实属于不正常调整，它所带来的额外损失完全是无谓的。他赞成政府和国企通过开展基础设施等长线投资来减少企业部门短期投资波动的冲击，并设想可以施行一种结构性的信贷政策，在顺应过剩部门收缩的同时，能够保持对创新部门的支持，以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可见，熊彼特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供给派”，他完全承认适度的需求管理的必要性，承认企业家创新需要相对稳定的需求环境。

　　在目前中国的宏观政策讨论中，把需求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认为中国经济主要面临结构性矛盾，需要忍受经济放缓以实现市场出清和“创造性毁灭”的观点似乎占据上风，对于扩大政府投资对冲经济下行的做法有很多非难。从熊彼特的观点来看，如果出于这种考虑而不对经济下滑作出有力的政策反应，或许会造成不必要的非正常调整，带来不必要的经济和福利损失，也不利于企业家的创新行为。

　　更进一步说，按照熊彼特“创新形成的繁荣必然带来萧条”的周期理论，在投资出现过热时收紧货币政策来给经济降温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创新带来的繁荣期投资会导致生产力提升，所以在随后不景气阶段的通缩中，物价下降程度会补偿此前繁荣期的上涨而有余。在繁荣阶段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后来必然到来的通缩，反而加大周期波动。借助熊彼特的周期理论，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连续45个月制造业通缩的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引用贺拉斯的讽刺诗说：“换个名字，这里说的就是你的事”。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发展理论》说的也正是中国的事，相信每位认真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的读者，都能从中得到属于自己的启迪。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更多内容见搜狐财经思想库，请扫下方二维码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