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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说法
理念的转变和常识的普及使得舆论的压力在减退，顶层认同与地方推动使得中国式的“认罪协商”前景更为广阔。若“认罪协商”最大限度关照了中国现实，亦尊重了程序公正，它叫不叫“交易”其实并不重要。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本月14日发布，该院正在探索在办理符合刑事速裁程序的案件中推行“认罪协商”机制。据称，这在北京检察系统尚属首次。一个多月前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也传出消息，中央政法委将会同政法各单位，在借鉴诉辩交易等制度合理元素基础上，抓紧研究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方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后，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试点。
“认罪协商”也好，“认罪认罚从宽”也罢，都不难窥见“诉辩交易”的影子。这样的制度实践其实并非新鲜事。近年来，它还以“轻案认罪协商程序”等面目反复出现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改革举措的称谓，似乎都在有意回避“诉辩交易”的说法。“借鉴诉辩交易等制度合理元素”能得到司法高层认可，看似波澜不惊，背后却是理念交锋的波涛汹涌。
其实早在14年前，内地就有了诉辩交易的司法实践。2002年4月，“孟广虎故意伤害案”在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结。其时，公诉机关提出：只要被告人认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同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最后法院采纳了控辩双方的“交易”结果，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孟广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正是这宗案件让“诉辩交易”从经院学界的案头开始走向普罗大众的视野，点赞或吐槽也扑面而来。其时，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异议就是：司法公正怎么可以拿来交易？量刑成为买卖简直就是司法的污辱！也因此，诉辩交易及其变种很快就被叫停。直至今日，以“借鉴诉辩交易等制度合理元素”而推出的类似举措，仍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交易”一词。
当然，诉辩交易在其“原产地”美国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上世纪30年代，诉辩交易刚出现在美国时，就一直是以“地下交易”的面貌在潜滋暗长的。直至1970年，在“布兰迪诉美国案”一案中才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1974年4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对诉辩交易的一般原则以及公布、接受、驳回等一系列程序作了明确而又详尽的规定，从而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制度的法律地位。
要问诉辩交易在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如何，不妨看看美国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沃伦·厄尔·伯格怎么说。1970年，沃伦大法官在美国法曹协会（ABA）的年会演说中透露，美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系“是基于百分之九十的被告会同意接受诉辩交易，只留下百分之十左右的案件进入审判”为前提。因此，即使稍微降低诉辩交易的比例，也会造成司法体系的巨大冲击——诉辩交易的比例如果降为百分之八十，就必须要投入两倍以上的司法资源（包括法官、书记官、法院行政工作人员、法庭、检察官、律师等），才能有效处理。
司法效率其实是个全球性问题。对于中国的司法机关来说，诉辩交易的地方实践始终暗流涌动。这源于社会转型期犯罪数字的持续攀升，相比之下，司法资源显得越来越捉襟见肘。过往的顶层设计在响应民意上，难免厚此（遏制腐败）薄彼（通过疏讼化解案多人少）。不过这种脱节到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比如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就是来自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
作为主要疏讼渠道的“认罪协商”（或诉辩交易）第一次有了上下联动的可能。理念的转变和常识的普及使得舆论的压力在减退，顶层认同与地方推动使得中国式的“认罪协商”前景更为广阔。效率和公正对于司法来说，二者都不可或缺。若“认罪协商”最大限度关照了中国现实，亦尊重了程序公正，它叫不叫“交易”其实并不重要。
王琳（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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