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证监会主席都来自银行系？

　　正部级和正部级也不一样

　　来源：公众号元淦恭

　　最近两天最引人注目的消息，莫过于证监会主席终于换人了，接替肖钢的是农业银行董事长刘士余。农行近来真是风水宝地，自股改以来的三任董事长（项俊波、蒋超良、刘士余）离任均高升到正部级，目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任的主席竟全数担任过农行“一把手”。（尚福林由证监会转任银监会主席，执掌证监会前任未股改的农业银行行长）

　　事实上，在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中，银行系出身者数量众多。就此外界也多有议论，各个金融监管系统都由银行掌门领导，从监管技术上是否有所缺憾。但回归到中国的官场格局，这种情势几乎又是必然。

　　明规则背后的“惯例”

　　中国的政治体制，外界不好理解之处，是“明规则”背后的许多“惯例”根深蒂固。同样的行政级别，实际上的政治地位可能千差万别。这种区别有的是显性的，比如同样是副国级，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实际权力和政治地位就大不相同，同样是正部级，省委书记和省长、省政协主席，其位分高低也很明显。但有的是隐性的，比如广州和深圳同为副省级城市，但这两市的市委书记实际上的政治地位就有差别，我们可以对照下面两个表：

　　看上面两个表，广深两市市委书记的差异有时是显性的，比如有时深圳市委书记由广东省委副书记兼任，而广州没有这种情况，此时深圳书记地位必然高于广州书记。但有时深圳书记和广州书记同为省委常委，如何看出两市书记的差别？

　　很简单，我们分别看最近五任广州书记和深圳书记的情形。最近五任广州市委书记中，除了朱小丹在任职前已经进入广东省委常委序列外，其余4人在升任广州书记前都没有进入过一省市最核心的党委常委班子（甚至万庆良是以非省委常委身份晋升为市委书记5个月后才在广东省委换届时进入常委班子）。而历任深圳市委书记在担任市委书记前都已晋升为省委常委，有的甚至已经进入省级党委常委序列5年以上。换句话说，广州书记通常是一个人晋升省委常委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而深圳书记一般需要官员在跻身省委常委后经过一个以上的其他岗位历练才可出任。自然，深圳书记通常比广州书记在政治上资历更深，如果广深两市书记年龄差不多，深圳书记的仕途自然看高一线。

　　金融体系内部的层次分野

　　上面这个例子，就诠释了什么叫“政治惯例”。回归到外界持续关心的“一行三会”人事，其实也有一些政治惯例。金融体系的省部级官员从行政级别分只有正部级和副部级，但实际上大体至少分为四个层次：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这里暂时不谈“一行三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双向交流任职，单就“一行三会”和大型金融机构内部，其人事不是按照简单的副部级—正部级的两层体系来运作的，大体上是按照上述四个层次一层一层向上递进的。我们可以观察最近若干年的历任“一行三会”负责人，大体上符合这一规律。

　　上表中除在保监会正式升格为正部级之前即担任保监会主席的吴定富，不符合上面的四层次模型外，其他的负责人均符合上述的“四层次模型”。以周小川为例，央行副行长位于第四层，建设银行行长是第三层，证监会主席是第二层，央行行长在最高层；尚福林、郭树清、肖钢、刘士余、项俊波都非常典型，在第四层担任的职务是央行副行长，在第三层担任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一把手”，然后升到“三会”负责人。

　　众所周知，央行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三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央行的政治地位本来就高于“三会”。一般来说，四大行负责人多从央行副行长擢升，意味着多数央行副行长实际政治地位和权力不如四大行正职，那么“三会”的副职和四大行的正职，差距就更大了。这也意味着“三会”的正职几乎不可能从“三会”副职中直接擢升，如在金融体系内部只能求诸于从央行或商业银行体系提拔。

　　虽然“一行三会”的负责人总体来看仍在政策执行层面，但是否有特定行业的从业经历，毕竟对于具体监管技术还是有一定影响。但在当前中国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下，“三会”掌门均系出银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四大行的体量规模之大，在中国金融体系中无出其右，无论保险还是证券，都没有可以与四大行体量相若的机构，这意味着在可见的将来，上述模型中的第三层仍将全数被银行系占据，不太可能有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系统的介入。

　　“三会”人事背后的真问题

　　当前，关于“一行三会”或“三会”合并的声浪很高。除了应对混业经营的现实状态，以全覆盖监管控制金融风险稳定金融体系外，一次良性的“三会”合并改革还应搭建起服务中国金融长远发展的监管制度框架。当下的“三会”，在市场化和行政化之间，在推动创新和管控风险之间，并不容易找到平衡。“三会”如果合并，能不能真正妥善处理好上述关系，仍然是个真问题。

　　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体系本身的映射。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不够，这也导致监管体系的权力结构失衡，监管中“父爱主义”成分容易泛滥，在技术层面上容易出现不当作为、过度作为；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整体过度依赖银行，依赖信贷，间接融资比例偏高，直接融资比例偏低，资本市场功能仍不完善，这和监管体系中“银行系”出身官员的比例过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形成因果循环。

　　未来金融监管改革的现实出路，需要探求打破这种格局的方式。关于黄奇帆进京的传言，不绝于缕，在政治或黄个人层面的意义不需再多赘言，但这种传言背后的理论根基很值得探究。相较于按条线分割的金融系统，地方官员对金融体系的把握可能更具整体性。地方政府的金融办，其业务可能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等各个领域；地方政府主管经济事务或者金融事务的正副主官，需要将银、证、保乃至土地、财政等领域问题统筹考虑，反而比长期在某一条线工作的人更具有建构“大金融”的大局观。

　　如果说对刘士余的任命是基于惯性的路径依赖，而关于黄奇帆的传言，则反映外界对打破这种惯性的预期。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表3所列的四层次模型中，适度降低现有第三层升任第二层的比例，引入更多现有第三层以外的其他系统（尤其是地方政府）副省部级官员直接擢升到三会首长的位置，或是一种新的可行的选择。如果未来真正成立整合现有“三会”的大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的“金监会”负责人由省长甚至省委书记平调将很有可能，甚至成为常态。农行董事长蒋超良可以直接空降吉林省长，而未来他省负责人空降到“一行三会”，也大有可能，毕竟，周小川年龄大了，谁能“空降”央行，当下不是有个很现成的省长人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