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20结构性改革议程 楼继伟提了四项建议

　　2月26日8时30分，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在香格里拉酒店召开。在全球央行实行量化宽松（QE）和低利率政策多年后，经济增速仍不见提升，因此当前依靠结构性改革推动可持续增长也重归视野，并受到G20国家的极大关注。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楼继伟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1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从3.6%下调至3.4%，其他国际组织已下调了增速预期，可见实现强劲、可持续增长仍是G20的重点。”

　　去年6月10日，世界银行再次调低了全球的经济增长率，从3%下调到2.8%;今年1月，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从3.6%调降至3.4%;OECD也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从3.3%下调至3.0%。

　　楼继伟指出，当前全球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失业问题突出、贸易和投资低迷等。虽然短期下行和转型密切相关，但更深层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中长期的结构问题，特别是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放缓，潜在支出水平下降，成为制约经济恢复增长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破解难题、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恢复全球经济活力，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财政部与IMF和OCED联合主办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和宗旨。”

　　楼继伟从各国经验讲述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的根本是深化结构性改革，这已经在多种实证分析中得到确认，从国际经验看也是如此。一国的发展早期主要靠要素投入，但在中后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提高。”

　　就中国而言，通过波浪式的渐进改革，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向由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1982-2010年，中国TFP年均增速4.86%。在上世纪90年代初和本世纪后，出现了几轮快速增长期，这与中国推进改革的结构基本一致。

　　此外，楼继伟也以其他G20国家的众多结构性改革成功案例，论证了这项议程的价值。

　　以德国为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德国经济韧性较强，成为引领欧洲增长核心之一，这得益于德国上世纪90年代初加强了结构性改革，之后要素配置不断优化，创新得到了有效激励，增强了本国核心竞争力。

　　然而，结构性问题积累比较严重的国家，如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受到危机的冲击也比较严重，但它们都通过金融部门、劳动力市场推动结构性改革，改善了经济增长，失业问题亦得到改善。

　　“近几年来，G20国家对于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不断做出努力，提出了数百项结构性改革的承诺。”但楼继伟也提及，G20改革进展整体看仍落后预期，仍需要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对此，他提出了以下四项建议。

　　首先，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就各国基本的领域寻求最大公约数，寻找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这有助于G20成员国发挥改革的正面溢出效应。

　　例如，促进贸易和投资。近两年，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增速显著低于危机前水平，对全球的拉动作用大大下降，G20国家应通过降低贸易准入壁垒、提高私人部门投资意愿、促进贸易发展，并努力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

　　其次，要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受老龄化影响，全球劳动力参与率下降，G20要努力打破就业壁垒，鼓励劳动力流动性。部分国家也要对社保进行必要改革，鼓励竞争、加大教育投入以提高质量，并教育劳动力市场需求

　　此外，需要积极鼓励创新、加大技术进步的支持。包括完善对创新机制的支持，促进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另一方面，要进行必要的制度性创新，包括国别层面对于财税改革、知识产权改革创新等。

　　第四，G20国家需要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危机后，全球政府的债务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史无前例，对金融稳定和市场信心有一定影响，已经成为了结构性问题。从中长期看，G20需要确保债务可持续性，恢复财政空间，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此外，G20国家还面临环境可持续、基础设施改革的从中长期挑战。

　　楼继伟指出，目前，G20对结构性改革承诺以定性为主，缺乏量化手段，评估不够直观。他建议，可考虑通过结构性指标构建量化分析框架，这有助于可以客观衡量改革在经济层面带来的整体效应，也方便直观解决结构性改革不足，为下一步改革提供参考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