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余永定委员：“我赞成更高的财政赤字率”

　　时代周报记者 陈舒扬 发自北京

　　年前，社科院学部委员、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在一场论坛中建议要“再次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后被媒体广泛转载。

　　2015年GDP增速降至6.9%，大约半年前，一些经济学者就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收缩阶段，通货紧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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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永定也是本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期间，余永定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余永定此次的政协提案涉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工作，其中包括成立“基础设施投资委员会”这样的制度性建议，也包括对北京地铁进行全面安全检查、改造这样的具体建议。

　　身为货币问题专家的余永定没有对过去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做出过多评价，他依然强调，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财政应该更有作为，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上应该更有作为。

　　“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需反映民主”

　　时代周报：你这次的政协提案是什么？

　　余永定：这次有两个提案：一个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反映民主，过去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向，没有充分征求当地群众的意见，长官意志比较严重，造成一些矛盾，比如一个县的县领导把基础建设的资金投到扩建广场上，把广场建得很大，投资巨大但未必真的有利于老百姓。针对这种情况，我的提议是：能不能成立一个“基础设施投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技术专家和其他相关人士组成，当政府要做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时，需要经过它的讨论，有些投资还需要经过人大的批准。通过这种制度，可以把地方官的政绩和老百姓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并且还要通过委员会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执行状况进行监督，作为地方官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而言之，要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上反映民主，减少决策错误，否则一些违背民意的决策，不但不能改善民生，反而造成社会矛盾。

　　另一个提案比较具体，是关于北京地铁安全问题。我认为现在北京地铁换乘通道过于狭小，非常危险，比如十号线换一号线，在国贸站，早高峰晚高峰时期是非常危险的。我在英国住过六年，英国就发生过地铁火灾，死、伤了上百人。这种事情一出就是大事。所以我认为北京市应该对地铁进行全面检查，对设计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要重新改建。

　　时代周报：这两个提案都比较具体，比如第一个提案涉及具体的地方民主决策制度，你是宏观经济方面的专家，为什么今年想到提这两个提案？

　　余永定：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要求提的提案有可实施性，并且要具体到提案是给到什么部门的，所以在这里不适合谈宏观经济的问题。但其实这两个提案的出发点跟我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因为我认为现在有必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北京地铁的改造需要花很多的钱、对经济的推动会很大，这样的改造是民生福利的事，也是利于结构调整的；基础建设投资的民主决策也一样，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很大程度可以克服地方政府乱投资、乱作为的问题，减少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浪费。所以也可以说这两个提案是在具体问题上体现我的宏观经济层面的大的思想。增加有效需求不妨碍淘汰僵尸企业。

　　财政政策还可以更宽松些

　　时代周报：前段时间你提出，要在货币适度宽松的情况下，推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对央行来说，在现阶段会面临压力而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吗？

　　余永定：事实上我强调的是：央行的货币政策要配合财政政策，那么重要的是财政政策要先有动作，然后货币政策来配合财政政策。比方说，政府要发债支持基础建设，那么这个时期债务成本就不能太高，如果银行的利率很高，发债就发不出去，因为大家就不去买国债了—存银行不就完了吗？

　　在经济收缩期间，货币政策是没有什么效用的，1998-2002年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叫做流动性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起不了太大作用，货币宽松，钱都跑到资本市场中去了，跑到楼市、股市、债市中去了，制造泡沫，或者把钱换成美元跑掉。在通货紧缩期间，货币政策不是有效政策，必须跟财政政策配合。所以我并没有单独地、孤立地来谈货币政策。

　　今年的财政政策比去年更具扩张性，但还可以更宽松些。我赞成央行盛松成先生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的建议，把财政赤字对GDP比增到4%。这个数字是安全的。从长期来讲，货币政策肯定不能是紧缩的，但也应该看到，我们的货币政策已经相当宽松了。最近的一次降准可以是央行的对冲政策。前几个月干预外汇市场，人民币回收较多，为了保持流行性的宽松状态，央行降了准。降准之后，人民币贬值压力会增加，资产价格会有所上升。对实体经济有何影响还有待观察。

　　时代周报：现在关于实体经济的一个热点话题是僵尸企业，能不能说大量的僵尸企业是以往的信贷扩张带来的？

　　余永定：这肯定有关系，否则许多僵尸企业早就破产了。为了不让企业倒闭、维持就业、维持地方安定，地方政府肯定需要银行给它们贷款、让它们维持下去。但是僵尸企业存在的原因也很复杂，不能完全归咎于信贷扩张。

　　我想说的是，应该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企业真的无法生存下去，那么政府就要让它退出，而不是用财政的方法、货币的方法去维持；政府应该做的是创造条件让它们转型，比如劳保、失业制度要完善，工人的再就业这些事情都要去做。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一些企业不见得是僵尸企业，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比如一些钢铁厂开工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并不是所有钢铁厂都是落后产能。所以一方面要让僵尸企业退出，一方面也要增加有效需求，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比如地铁改造可能就会救活一些钢铁厂。增加有效需求不是让僵尸企业苟延残喘，企业是要竞争的。增加有效需求是要把握好“度”的，它不会完全消除竞争压力，并不一定会妨碍淘汰效率低下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