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重回高增长轨道 减税不如“低税”

　　摘要：中国的企业税制问题还很大，企业税负也较重。简化税制、减轻税负是必需。单一税制、降低税率可作首选。保加利亚实行单一税制，很有特色。其个人所得税和经营所得税率(针对所有经营，而非仅仅企业)均统一定为10%，远远低于中国45%的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和25%的企业所得税率。如果中国在个人所得税和经营所得税方面推行一种单一低税模式，那么公权会有所节制，资本可大大解放，企业也无需偷逃税款，人人可享有尊严，富人移民也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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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政府所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减税。政府关注推行减税政策胜于低税模式。减税政策与低税模式是两回事。前者属于一种政策，后者属于一种体制。体制比起政策来，一般而言要更为根本，更面向长远。两者均有利于经济增长。减税政策可以带来短期政策红利，低税体制则带来长期制度红利。

　　在经历多年的高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已经被视为中长期趋势，要重回高增长轨道，需要推行一套更为彻底的改革。

　　中国是个大国。有人甚至称之为“巨国”，认为有“巨国效应”。“巨国”容易办事情，一人凑1元钱就是13亿元，凑100元就是1300亿元。“巨国”有点像小一点的地球。人口少的国家，高速增长30年，就成了“强弩之末”，增长趋缓成为必然。其产业转移，就转到了外国。“巨国”内部则照样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当“第一世界”即发达地区原有经济结构带来的增长后劲不足时，自身可聚焦于提升产业结构，同时向国内“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转移产业。“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可以重复或者模仿“第一世界”的数十年高速增长之路，而“第一世界”则可以聚焦于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新组合或“发展”，形成迈克尔•波特经常强调的竞争优势，引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国内发达地区、发展水平中等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均可以携力发展。

　　“巨国效应”是可以出现和存在的，关键是要发挥各地区的市场力量和企业家精神，允许地区之间在强化环境保护前提下继续开展制度竞争，允许地区制度试验和制度多样性。如果按照发达地区甚至发达国家的标准去推行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征以同样高的税收，那么中西部地区体制僵化的结果就是落入增长变缓的陷阱。可以说，中西部地区乃是提前进入所谓低增长陷阱，是中了体制紧箍咒。

　　过去的教训

　　政府从单纯的需求管理和行政统制转向聚焦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是一个必要的举措。过去为了保稳定和保增长，政府一般关注刺激经济，选择走需求管理和行政统制之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未及时推动结构改革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向整个经济增加投放货币，大量国企获得贷款，政府大幅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由此拉动所谓的总需求。最终造成大量的产能和库存过剩，地方财政和公司部门负债率过高。

　　与此同时，中国于2008年开始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家的相关法定强制措施越来越多，强制程度加大，直接导致竞争性行业众多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2015年初笔者调查了广东和浙江各100个民营企业。当问及目前国家的劳动保护对本企业的影响时，被调查的广东和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劳动保护法规政策均有较差的评价。98%的被调查广东企业认为劳动保护法规与政策增加劳动成本，46%认为员工出现消极怠工，19%认为人才流失率增加，16%认为裁员增加。只有1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有利于规范企业运作。

　　2008年以来的这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需求管理方式与对经济的直接行政统制方式相结合的操作，支撑了2008年后数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按照官方统计，中国G D P增长率在2010年达到2008年后的峰值10 .45%，其后逐步下滑到2015年的6 .9%。实际上6.9%的经济增长率也是较高的增长率。推进中国的G D P基数已经非常庞大。其规模占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通过进一步大幅对国企投放信贷资金和大幅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需求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恰恰是很多推行行政垄断或者国有独大的基础行业，成了产能过剩和库存过剩的重灾区。继续老路就是进一步增加产能和库存，进一步提升财务杠杆。正因为如此，政府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而所谓产能过剩、库存过剩、高杠杆、高成本与短板仅仅是供给侧表面上的症状，不能停留在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而是要去供给侧的病根。即便如此，存在四种病根与下药的组合：病根找错，药下错；病根找对，药下错；病根找错，药下对；病根找对，药下对。也就是说，同样都谈供给侧很重要，但是问题的甄别和根除是另外一回事。最让人担心的是，明明知道病根为何，偏偏不去对症下药。

　　“低税”的优势

　　政府所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减税。政府关注推行减税政策胜于低税模式。减税政策与低税模式是两回事。前者属于一种政策，后者属于一种体制。体制比起政策来，一般而言要更为根本，更面向长远。两者均有利于经济增长。减税政策可以带来短期政策红利，低税体制则带来长期制度红利。

　　一般而言，整体经济前景越不看好，低税模式越重要。不过，越是这种时候，政府越是不愿意减税，更不用说引入低税模式。毕竟经济增长越是趋缓，税收收入增长越是有限，政府的支出压力越大，政府越是需要更多的税收收入。中国2015年税收收入增速为6 .6%，与G D P增速差不多同步，属于“双低”。

　　中国的企业税负较高，这方面既有企业家的感知，也有税率数字的佐证。根据亚布力企业家论坛2015年3月份发布的《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调查》报告，有近八成被调查企业家认为企业税负太高。税负的感知既可能与绝对税收负担有关，也可能是一种相对概念。比如，如果劳动力成本压力大，产品价格下降幅度大，企业已经几乎没有利润，即便名义税率仍然与以前一样，但是政府增加税收征管力度和收费项目，就可能使得企业家感到税费负担过重。

　　名义税负偏重

　　税收痛苦指数是由不同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加总得到的。这些最高税率指标包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企业雇员社保基金缴款占薪金及得益的比重，企业雇主社保缴款占雇员薪金及得益的比重以及增值税税率。

　　有人指责税收痛苦指数只是衡量名义税负，认为中国的实际税负比名义税负要轻。但是即便衡量名义税负，也是有用的。名义税负这么高，对企业来说，就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实际税负低于名义税负，反映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偏大。重税之下，企业会倾向于寻求合理避税，甚至偷漏税，做两本账册，其经营活动会朝着“地下化”转移。

　　较高的税收痛苦指数值恰恰可以用来大致衡量政府意向中的手到底可以伸得多长而仍然保持其合法权威。而且自1994年财政改革以来，中国的税收征管越来越收紧，其结果是，实际税负越来越接近名义税负。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感也会越来越真实。经济的活力会下降，创新的精神会被抑制，企业很可能因此而倒闭，退出这个经济体。

　　较广义的税负不仅仅是税收方面的负担，还包括政府征收非税收入造成的负担。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2014年非税收入增长13.5%，高于同年税收收入增长率5.7个百分点。2000年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仅为6%，2014年上升至15 .1%，提高约9 .1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当前经济减速、财政收入增长总体趋缓的形势下，非税收入对财政收入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2014年地方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2.1%，非税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 .9%。这表明地方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比重显著高于中央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比重，地方财政对非税收入的依赖性十分严重。而且，这里不包括很多与“三乱”相关的收入，即“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这三类直接收入或者变相收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越是拮据，“三乱”问题越会变得严重。

　　应简化企业税制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企业部门的税收收入。税收收入最大的部分来源于间接税，这意味着直接纳税人可以把税负转嫁给第三者。这样一来，中国众多税收的归宿非常复杂。比如国有或者国有控股的行政垄断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可以通过行政定价来维持自己的利润水平和成本水平，把包括税收负担在内的成本负担转嫁给民营企业和消费者。“两油”的运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所谓国企的税收贡献，往往只是民企和消费者的税收贡献。

　　中国民营企业一旦不再是“小规模纳税人”，而成为一般纳税人，他们就往往要承受比以前沉重得多的税收负担。他们必须支付33%的增值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企业家一般不敢大规模分配税后净利润，因为中国个人所得税累进度高，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税率达45%。这一最高边际税率差不多属于“禁入性税率”，也就是说，其税率之高，足以使得企业家望而生畏，不敢主要以个人所得的形式分配利润，而是尽量采取其他合理避税的方式，甚至偷逃税的方式。可以看到，这里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针对同一个收入来源进行了重复征税。而且增值税征收存在抵扣较少的问题。许多企业家感受到税负太重，认为不进行避税和偷逃税，其企业就无法生存下去。

　　如此看来，中国的企业税制问题还很大，企业税负也较重。简化税制、减轻税负是必需。单一税制、降低税率可作首选。保加利亚实行单一税制，很有特色。其个人所得税和经营所得税率(针对所有经营，而非仅仅企业)均统一定为10%，远远低于中国45%的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和25%的企业所得税率。如果中国在个人所得税和经营所得税方面推行一种单一低税模式，那么公权会有所节制，资本可大大解放，企业也无需偷逃税款，人人可享有尊严，富人移民也会减少。

　　当前中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经济学开始热门。确实，供给侧经济学远远优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需求管理操作。比如里根总统倡导“里根革命”是一场供给侧革命，以倡导供给侧经济学著称，但是他因为减税而需要寻求其他收入来源，于是乎不得不求助于大搞赤字财政。这种赤字财政的做法，恰恰不属于供给侧经济学的内容，而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原刊于南都周刊，陈建利采访整理，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人文经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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