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最后的家园， 漂泊会不知所终(组图)

　　我最近一次回到家乡是春节，带着我妹妹的小孩，她是个混血儿。父亲在的时候，在老家筹划建设了妈祖庙，是庙的主委。除夕夜（去庙里）等于是重现他对庙的感情。

　　今年我们的责任是打开庙门，准备红包、香火给外面的信徒，信徒排了好几百人。晚上十一点多开始致辞，庙里敲锣打鼓迎接新的一年，气氛很热络。新的一年开 始了，庙门就打开。那很微妙，庙门关着时里面都是香火的味道，当你打开的时候，寒冷的空气从外面进来，那时就有一种时间的感觉。时间在流进来，吹过你的 脸，吹过你的身体，新的时光此刻开始展现。我妹妹的女儿没有体会过这种文化，她觉得无比感动。

　　这样一个传统的仪式会让人觉得活在一条长流里，进入新的河流。

　　消失的唐山石

　　（每次回家）我也会去三合院看看。带着孩子，带他们去认识这是什么菜，那是什么菜。这是两进式三合院，整个家族有七房，六七十人全部聚居在这里。中间的祠堂是祭祖的地方，其他各房分配在两侧的厢房。原本住在那里的几个叔公家族（也）都迁出去了。

　　三合院其实已经衰落很久了，（再见到）会有伤感。以前祠堂神明桌下正中央有一块石头，祖母说是祖先带来的唐山石。那时什么都没有，穷得只有几件衣服一包 米，包成一个小包袱。他用一根扁担挑着实在很不方便，就绑了一粒石头挑着走路，这样来到台湾。一代传一代，放在祠堂里，象征我们没有遗忘自己的根。唐山石 后来是跟着我的二叔公。我想去把它找回来，可是他们说找不到了，好可惜啊。

　　台湾人讲的唐山是指家乡的意思，而不是河北的唐山。（为什么 会这样叫？）我不知道嗳，习惯就是这样。有个著名的歌谣是“唐山过台湾，穿过黑水沟”，就是指多么不容易才迁徙到这里。因为台湾海峡有道黑水沟，波涛汹 涌，很多船就葬身在这里。你看林怀民的《薪传》，有一段舞蹈描写船在黑水沟挣扎的场景。

　　我去年做了一件事情，去了祖先来自的漳州平和县。我去的时候想在那里再找一块石头带回去，很难，也太形式了。结果我在那里买到一种专产的奇兰茶，除夕夜就把那茶泡给祖先喝。我母亲他们当时都很高兴，给祖先祭祖的时候告诉他们家乡现在农业发展得不错。

　　我们这一支是百年来第一次回去。没有找到祖先来的地方，就找到一个杨家的祖庙，不知道和我们有没有关系，但是来不及去找。（回去）感觉很微妙，因为我们 祖先那时是背着一个包袱和石头过去的，所以我就在想他们是怎样一种心境从这里离开。在那边慢慢走，在平和县看到那种老的建筑，像小楼的建筑，嗯，很有趣， 你会想，原来祖先来的地方就是这里。

　　我小的时候，对于父亲从安稳的农业转入工业的生活不了解，（认为）他把全家带入一种风险和动荡。后来农业财经学者的研究证明，当时政府压低农产品(12.03, -0.05, -0.41%)价 格，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抬高工业产品价格，实施“肥料换谷”、“保证家庭收购”、“家庭即工厂”等政策，让市场在不平等的状态下，形成不公平的交易。农村只有日渐萎缩，工业才越发达。那是台湾经济的转折点，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大时代，如果不走，再怎么都没有出路。

　　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生命，慢慢没落在农村看不到希望，自然就会想走。

　　勇气与慈悲心

　　现代化转型欧洲国家用400年，我们用不到40年。因为时间的剧烈，人受的痛苦特别大。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父亲作为一个农民，既没有现代工业化技术， 也没有现代化管理知识，不知道怎么管理工厂——其实工厂的工人也在摸索和雇主的关系。所以他们很像兄弟，一起打天下，人家来讨债时他帮你去平掉。因此我们 小时候都叫工厂的工人“叔叔伯伯”，还是维持那种很尊卑的伦理关系。

　　我父亲缺乏现代金融（知识），他不懂和人打交道，人和人的关系也没 理解到，结果银行的经理就借用这种关系放高利贷，我母亲还为此四处逃难被通缉，被关进了监狱。农村转型的过程中，知识的、技术的、金融的，乃至人的关系， 如何去维持这种商业的关系，如何去开创事业，其实是现代性的知识，可惜他们只能从头开始。而且他们的thinking很传统，跟现代这种纯粹从商业利益里出发的技巧不一样。

　　我昨天听到说，四川人在艰难时期都养兔子（笑），我就觉得和我们那时农村好像，养鸡鸭鹅，就是那样度过那些艰难的岁月。幸好我母亲还在农业这块坚持劳动，保持了基本的温饱和安全感。

　　一个父亲能带给孩子最好的东西就是勇气。我的母亲给我一种很温厚的性格，她还有一种悲悯的性格，在生活中随时会显现出来。勇气只会让你去开拓；还要有慈悲之心路才会走得长，碰到再大的困难都不会被挤倒。

　　我自己在写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时，其实隐藏了内心的想法。在我父亲努力往工业冲撞、寻找冒险的机会时，如果缺少了我母亲，（还有）像我祖母那样的一种农村 的母性承载力量，当我的家遇到困难，我们就会家破人亡或者妻离子散。因为有这种大地一样的承载，工业化的过程也不会变成空洞的狂奔，不知所终。这两者应该是互补的，就像男性和女性是互补，经济的急速发展和土地厚重的承载，否则就会失去厚重的生命力。

　　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对农村多 一点点包容，保存那里面的文化、价值观，那里面的人文精神，会使得我们可以去建构一个跟西方现代化之后的功利社会不同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也比较恒长。 再来就是说，当全球有经济风暴的时候，农村也是可以让工人，让这些面临危机无处可去的失业者有一个后备的、度过艰难时期的避风港。农村的文明在现代化中不 应该是被漠视、被牺牲掉的领域，而是应该相对被保护、保存，而且保护它也是维持大地的纯净。

　　说真的，台湾70年代加工出口工业，就让我想起90年代的珠三角，距离现在已经二十多年。我们设想那些青春的生命，他们现在去哪里了？他们是否完成了生命的梦想？为中国的经济起飞付出了青春的生 命、期盼，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但是至少我们对于这段在现代过程中付出那么多的生命怀着一种感念的心。

　　情感的“黑洞”

　　台湾农业发展中也有很多失败的地方，慢慢成为非经济主体，农地不断被工业化侵吞、污染，青壮年越来越少，人口流向都市，农业人口出现老化。80年代留守 儿童问题特别严重。那时父母亲都要到城里工作了，周末才回去。（数量）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统计。因为当时台湾还没有创造“留守儿童”（这个词），有个 词叫“隔代抚养”。

　　我女儿小茵曾经也是这样。那时我们在台北，女儿成长过程中只能周末回去。“留守儿童”对小孩子情感上会有压抑，我自 己就深有体会。你周末或者隔一两个月才能看到她，这时对她会特别好，不想教育她，觉得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可是隔一两天就要回去，她又要被抛在乡下了。长大 后她告诉我，那时我父母亲会告诉她，爸爸妈妈要回台北了，你不要哭哦。她就觉得没有安全感，心里面好像有一种“黑洞”。所以长大后她谈恋爱，包括建立家庭，在面对她的小孩时，好像很想去弥补那种缺口。

　　留守儿童的问题，说真的，还是发展的过程中问题由农村承载。（台湾留守儿童的解决，是）小孩子慢慢长大了，很多父母把孩子接回来了。这时很多产业也外移到大陆和东南亚了。

　　我知道大陆春节期间的一些返乡新闻。台湾有那么一段时期，农村在挣扎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过。农村社会的残酷，不是农村的人或者农村文化残酷， 而是农村生存环境太艰难了，人们失去了厚重的本性，使得人和人互相挤压。城市富裕后慢慢把资源回（到农村）去，只要把条件改善了，人们就不会彼此残酷地对 待。所以，不是人性呐（笑），而是环境太艰难。这个阶段走过去后，大家会好一点。滑坡的道德是为了生存。

　　现在台湾有不少年轻人回到农村，在农村做文化空间。他们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城市。有的在国外念书回来，突然想起此生付出那么多的努力，最后的知识只是赚钱的话，活着有什么意义？就到偏乡做英文教育、数学教育等等。

　　比如在云岭，有年轻人把小镇上一个老房子做成书店、咖啡店、音乐、展览（的场所）。周末就会邀请地方上——其实任何一个农村周边也有一些文化人嘛，去谈 论一个主题，比如诗歌、小说、艺术、音乐等等，每次聚会可以让这些文化人互相鼓励，也可以辐射到周边家庭。在高雄，有年轻人为了鼓励地方上的环境意识，还 去做环境剧场。

　　地方上的文化慢慢形成一种氛围，农民也有种文化上的参与。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交流，他对世界认知转变后，自己会寻找机会，寻找各种可能性。不像我的爸爸，（当年）在那样的农村里，他没有足够认识到现代工业的机会，只能就身边能选择的机会去掌握。

　　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会不断漂泊。人如果没有最后的家园，漂泊就会不知所终。对家乡、对土地的情感会是厚重生命力的来源。回头去寻找，它还在，就有了继续打拼的勇气——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在我这里就是。

　　（可是）我现在祭拜家乡有种失落感，父亲在和不在差距是很大的。等到某一天父母都走了，家乡那根情感的线，就仿佛断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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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渡，台湾知名诗人、作家。1958年生于台湾台中农家，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中国时报》副总主笔等。2008年起，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筹办过《两岸汉字艺术节》，筹办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辞典》，举办两岸大学生书法交流展等十余项两岸文化活动。 《一百年漂泊》台湾版名为《水田里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