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全国政协全国总工会界别小组会议气氛凝重而又踊跃。凝重的是,这次小组会是“命题”讨论,且议题只有一个——去产能过程中如何保障职工权益;踊跃之处在于,会上各位委员积极发言,超时许久仍然要求发言。
围绕过剩产能如何产生,今后能否减少调整的“痛苦
”等问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局长信长星和现场委员进行了讨论。委员发问“过剩谁之过”
周小川接话头当讲解员
为了这场“专场讨论”,全国总工会界别的委员从铁道大厦二层拥挤的小会议室搬到了三层的大会议厅。二十余名委员三面围坐,在他们对面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局长信长星以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阎京华等部门负责人。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刘学良因为“看到的困难场面太多”,显得有些焦急,整场会议一直眉头紧锁。
“产能过剩谁之过?谁之错?”轮到自己发言时,刘学良先抛出自己的疑问,“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某一些部门造成的,也不是纳税人的错,但是苦果是一线工人来消化。”
刘学良说,自己的心里“很沉重”,他建议能够在去产能过程中充分维护工人的“知情权与话语权”。
周小川在发言时接过话头,他认为,从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规律来讲,产能在不断变化。因而,有些产能从“有用”变为“过时”又变为“过剩”,这个现象不奇怪。
“但终究也有我们自己的政策、体制和对市场规律把握不好的原因。”周小川表示,例如,行业存在价格和税收扭曲,瞄准出口的行业遭到外国贸易保护销售不出去,银行贷款缺乏行业研究过于粗放等等。不过,对于产能过剩的具体原因,周小川总结说,这是综合的、复杂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委员痛斥国企用工限制
周小川称“出乎我意料”
对于去产能过程中到底该如何保障职工的权益,全国总工会界别的9位委员先后献策。来自武钢和香港的委员还结合各自做法和经验提出建议。轮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明森发言的时候,他将矛头直指国企的用人限制,语速很快,声音洪亮,有浓重的批评味道。
“由于各种各样的行政限制,一些景气企业的职工不但不能增加还被要求减少。”张明森说,“应适当放开或者次第取消国资委对下属企业用工总额和工资总额的限制。”
“大型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从社会招聘成熟工人,除了派遣工外,我们只能从应届毕业生招聘,甚至毕业第二年的都不行。”他认为,取消这些限制可以使一些景气的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增加用工数量。
张明森的语速越来越快,他继续说道,应该取消劳务派遣制度中企业用工数量和岗位的限制。“那边有那么大一批人,这边又不让企业用他们,不知道是在帮他们还是害他们。”张明森说罢,现场有委员报以赞同的掌声。
“国有企业在吸收就业方面还存在这么多僵硬的政策,出乎我的意料。”周小川针对张明森委员所说的话说道,“搞了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多相当老掉牙的政策,这个确实应该适应市场的变化,对有些过去的规定进行大幅度清理。”
人社部副部长边听边记
系主动要求参加讨论会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吕黄生则先表示了对去产能政策的支持,而后也抛出一个疑问和难点,“那些深山老林里的工人你让他去哪里就业?”说到这里,吕黄生停顿了半晌。
吕黄生提醒不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应该按照地域、年龄多做考虑。事实上,现场多位委员提出“不可一刀切”,工作应该做细致。
周小川、信长星等人不时拿起笔记录委员的发言。信长星随后表示,参会收获很大,自己是主动要求参加这个界别的会,因为在部里牵头负责这项工作。
他对吕黄生的问题给出了答案,在做好职工安置工作时,有一个思路就是“多渠道、分流安置”,有的企业在大城市,职工就业门路广,但是有些就在资源型城市、在依托企业建起来的城市,这种就业门路就很窄,“我们在考虑这些地方下岗的职工有没有可能跟其他用人需求的城市相对接,搭建平台。”
周小川也给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其中就包括要建立好职工的基本福利保障体系,提高劳动就业的灵活性。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问题解决好,“岗位不管怎么换,都不会出现太严重的问题”。 文/本报记者 岳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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