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副行长易纲：我们如何防御金融市场的跨境风险

　　搜狐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于3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以“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为主题，围绕“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与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重大议题进行探讨。论坛峰会还将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未来、中国G20峰会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19日上午分组会主题为“展望G20中国峰会”，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主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参与了对话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发表了重要观点，他指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的时候，跨境的风险非常大。所以如果处置跨境的风险进行协调，这些就是我们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框架的设计中要考虑的这些因素，我们要直面这些风险，要回答这些风险，要做出一个设计，使得我们这个新的体制更好的能够防御这些风险。

　　以下为文字实录：

　　易纲：我想讲的题目是在这次G20中我们怎么样做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架构改革。大家知道，我们G20承诺要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其实需要一个金融体系、金融系统、金融市场来支持，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或者是有韧性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实体经济，这种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大家看在过去当金融发生危机的时候，都会非常大的影响了经济增长，比如说2009年雷曼危机。2009年全世界的GDP是负增长，可见如果金融市场不好，金融发生了大的问题，我们G20整个的目标就会受到影响，这点对我们在座的人非常熟悉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雷曼危机、希腊危机等等，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在这些危机中我们看到了什么风险呢？在金融市场我们看到了什么风险呢？我们看到了系统性风险，这是第一，我们看到了第二，道德风险。如果我们的体制、框架做的不对，金融系统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实际上是有道德风险的，这个道德风险最后是国家买单。第三，我们看到在买单的过程中，纳税人付了太多的成本，所以纳税人非常气愤，纳税人要求立法机构严格管制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等。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风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的时候，跨境的风险非常大。所以如果处置跨境的风险进行协调，这些就是我们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框架的设计中要考虑的这些因素，我们要直面这些风险，要回答这些风险，要做出一个设计，使得我们这个新的体制更好的能够防御这些风险。

　　在今年的G20过程中，我们成立了G20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在这个工作组中我们一致同意，要研究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大家知道，由于美国国会的批准，我们第14次基金的份额改革刚刚成功的完成，我们向前看有第15次的份额总检查。

　　第二，我们要改善国际主权债务重组体系，维护债务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我们想把集体行动条款和同权条款加入到现在存在的国际主权债的存量中，这一点巴黎俱乐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我们要研究监督和管理跨境资本的流动。现在由于QE、QQE，还有现在新的货币的形式，使得我们跨境资本流动非常大，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的大进大出，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汇率也大幅的波动，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第四，我们要完善全球的金融安全网。全球的金融安全网现在我们看到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各国自己的外汇储备；第二个层面，双边的互换；第三个层面，区域的安排。区域的安排比如说像金砖的安排、比如欧洲的ESM，这些是区域性的金融安全网的安排；最后一个就是全球的安排，全球的安全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中心的一个金融安全的一个安排。怎么在这四个层面中加强协调，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第五，我们要加强SDR的作用。

　　作为我的结论，我们在进行这些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架构的改革，但是我要重申，中国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大家知道，我们去年庆祝了二战胜利70周年，实际上在二战胜利后，中国参与了国际货币体系，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盖特（音）和后来变成WTO所有这些体制的坚决，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坚决的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次序和国际体系。我们要推动现有的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是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和新兴市场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种改革并不是挑战现有体系，也不是推导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我们要做的，我刚才说的这些事，都是要创新和完善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我们这个国际货币体系为我们整个全世界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

　　古里亚：各位尊敬的朋友，我非常高兴再次回到中国。OECD非常荣幸能够和中国共同的合作来共同为G20峰会做主办的工作，目的是帮助我们实现创新、包容的全球经济的发展，目的是要进一步的促进增长、促进创新，提高就业率，同时也要增加我们经济的包容性，这一切都是我们在杭州峰会当中会要谈的内容。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努力和精力投入到这项准备的工作当中，因为现在经济的复苏是不平衡也是非常疲弱的，我们认为我们全球经济的预期被OECD再次的下调了，2017的预期包括2016年的预期都降低了半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于全球经济的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这对于我们全球经济来说应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危机之前全球的经济增长率或者说定速巡航的速度是4%的增长，事实上我们在危机之后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善，全球贸易额也是增长非常疲软，2015年只有2%的增长，全球直接投资的流动增长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这儿我想说的是，在过去15年当中只有5年贸易额的增长是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或者全球G20增长速度的，而这5年当中全球就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或者衰退，并不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衰退的情况，但是我想强调现在经济的情况并不乐观，我们必须要应对这种非常疲软的要求，因为这种需求的疲软可能会带来通胀的压力，同时对于很多新兴经济体来说他们也非常脆弱，这种脆弱与他们外汇的头寸以及包括他们国内的债务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生产力的增长事实上已经在这些国家不断的下降，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他们生产力的增长率是非常低的，有些国家甚至是没有增长或者说是负增长。此外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可能已经发现大家对改革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楼继伟部长在他的发言当中，在我们这个报告当中也说，我们的改革步伐事实上在慢下来了，而恰恰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加快改革的步伐，所以这的确是我们在全球应对现在这个经济情况当中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想问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政策组合到底有没有产生它应有的效果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货币政策其实做的是不够的，或者效果是有限的。此外，我们央行的行长他们还能够独自做哪些更多的努力来帮助我们提升经济呢，其实是有限的，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财政政策，包括结构性的改革，这也是在我们最新的目标朝着增长的报告当中所提出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可持续的这样一种平衡的发展目标。

　　我们在2014年布里斯班的G20峰会当中作出了承诺，全球整体的GDP要增加2个百分点，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于原来的目标2个百分点，事实上我们要实现2014年的目标，意味着我们要增加4个分点，短期来说G20的国家需要进一步的投入、进一步的增加公共的投资，尤其是那种乘数效应非常高的项目当中促进国内内需的发展，同时要进一步的加强经济的稳定性和经济的稳定性。可能七八年以前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工作，现在我们并不需要那些所谓的财政紧缩政策，有些国家他们事实上有这样的空间运用财政政策进行额外的投资，而这么做也不会对他们的财务或者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果说这些项目他的乘数效应非常高，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对他们的GDP债务的比例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在中国投资政策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个小的报告，这个报告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我们指出了哪些问题，我们当然也愿意支持中国新的投资方式，实现所谓的高效的负责任的而且是让市场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这样一个投资方式。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所谓的三个国际增长的支柱上，包括在贸易方面，我们一方面没有进一步的开放我们的市场，另一方面，事实上我们在倒退，很多市场在贸易方面越来越变得贸易保护主义，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非但没有提高更多的投资，这是在投资方面。事实上我们很多投资者也在官网他们不知道该投到哪些项目，而且他们对于增长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仍存担忧。除了这两个支柱，最后我想说是，它是和竞争相关的。我想重申的是，竞争事实上在走倒退路，我们非但没有进一步的开发我们的市场，我们事实上却在减少或者说影响竞争，而只有竞争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实现所谓的创新带来新的投资。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前景不甚乐观的时期，全球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是存在危险的，对于很多负面的或者说下行的风险有一些已经变成了现实。如果说我们不做正确的决策的话，引进正确的政策的话，可能真的会让这些风险变成现实，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有G20峰会，因为G20这样的机制的确有独特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体现在中国G20当中的领导力，中国倡导的这些建议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和驱动这种共同的努力，来帮助我们实现全球的经济增长的活力。谢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高兴能够出席今天的论坛，来与大家谈论中国这个令人非常激动的世界，中国今年是G20的东道国，我想在G20今年的这些目标当中有一些核心的议程，包括推进和协调那些全球已经达成共识的目标。古里亚先生刚才也强调了，其中一个长期的目标，就是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在2015年，事实上我们在全球也达成了三个共识，关于我们的发展目标：第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在联合国；第二个是在巴黎的气候变化大会上气候变化的目标；最后一个是关于发展融资的共同的目标。今天我就这三点逐渐的展开讲。

　　第一个，可持续和包容增长方面。我们发现全球经济经历了所谓的大萎靡或者大抑郁，而且经济发展所谓的新平庸，我今天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事实上我们有很多方式来解决这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全球改革的举措，来帮助我们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一个更加全球性储备的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减少相关国家自己进行这种储备，从而导致需求下降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同时，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好的关于货币政策的协调，尤其大国之间的这种协调，他们关于货币政策的决定有很大的外部性。

　　第二个，关于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动力，大家都意识到，事实上最后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我们都必须要对碳来收税或者定价。我们认为对碳的定价会同市使得全球的经济能够实现更加的可持续，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增加全球的总需求。此外，我们还需要将我们创新的投入进行一个转变，转变到从现有的支持进一步的削减劳动力的创新，转变到更加有利于环境的创新。

　　此外，我们在开发融资方面，如果提供更多的融资，一方面可以回收外汇的赢余，同时也能够促进全球总需求的增长。我们有全球的债务市场，目前为止，全球没有国际性的框架来对债务重组进行约束或者规制。同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尤其是主要的国家，他们事实上中国也是支持这方面努力的来建立所谓的债务市场全球的规则，但是像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事实上他们并不支持所谓的这种国际的法治。他们这种做法，使得其他一些国家的努力付之东流，因为他们没法对这些债务市场进行全球性的或者国际性的规制。此外，在跨国公司的税收方面，在G20曾经达成过一个一些协定，但是核心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第四个问题，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这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我们大规模的投资，同时也会增加全球的总需求，关键问题是融资，这也是我之前讨论的融资问题。

　　最重要的这些目标来说，对于我们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说，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平等的问题，所以那些改革旨在实现更好的公平或者平等的改革，将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球的总需求，这将使得我们的经济实现一种良性的循环。我们有很多的举措可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社会公平，当然我在这儿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讨论这种平等方面的政策和举措。

　　但是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关键点的要点是，各个国家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行动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所谓的益处效应或者说这种外部性。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他们需要很好的进行协调，我们在G20当中就要讨论的是，如何实现这种全球决策的进程或者程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已经远超于全球政治的一体化，我们必须要很好的解决全球溢出或者外部性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已有的既定的框架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通过G20的进程来更好的代表这种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了一个替代的方案，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全球的经济治理或者协调的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可以放在联合国或者说IMF项下，有些国家已经对此表达了支持。我想中国作为今年的东道主已经提出了很多的倡议，中国也表现出了他的领导力，同时中国也代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让他们的声音得到更多的聆听。同时，在G20的框架之下还可以形成新的共识，全球现在的确处再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全球经济非常的疲弱，正如刚才古里亚所说的，2015年的时候全球对于很多重大议题都达成了共识，G20应该在这样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包括确定那些认为非常重要的需要协调的存在外部性的或者溢出效应的问题上。共同推进这种可持续的包容的发展，这对于全球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谢谢！

　　朱光耀：正像刚才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说，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显著增加的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全球金融市场的焦虑情绪也在不断的增加，在这种新的挑战增加的情况下，2016年中国主办G20峰会。习近平主席对中国成功的主办G20峰会高度的重视，对中国的工作团队组织好G20中国峰会作出了重要的指示。

　　习近平主席强调，第一，中国作为G20 2016年度的主席国，要加强同G20成员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沟通，要正视问题、直面矛盾，要通过解决问题、解决矛盾形成我们G20重要的政策共识，促进全球经济沿着强劲、可持续、平衡的轨道发展。第二，G20要发挥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沟通最重要的平台的作用。在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各个领域，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使G20作为全球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平台作用，充分得以发挥。第三，中国主办G20峰会，要以全体G20成员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形成应对经济挑战的政策、共识，向全世界发出积极的信号。这是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工作团队的重要指示，也是中国办好2016年度G20峰会工作的指导方案。

　　根据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指示，中国G20财经渠道工作团队易纲副行长和我，同G20各国的财经副手保持着密切的政策沟通，我们就所有问题坦诚的交换意见。上月底在上海，中国成功的举办了我们作为2016年度G20主席国首次主办的财政部长和中央央行行长的会议，会议取得了成功，达成了重要的政策共识，特别是在两点上我们想对全球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有重要的贡献。第一，G20各个成员要加强政策协调，形成政策共识，要在国别的层面是G20整体的层面采取行动，应对挑战。第二，要在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问题，例如汇率市场，加强政策的沟通与协调，这是G20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重要成果。我们相信根据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指示，中国的工作团队加强同G20成员各个国家团队密切的政策协调，中国主办G20峰会习近平主席主持G20杭州峰会一定能够成功，我们期待着G20从中国再出发，我们期待着G20为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做出我们G20所有成员国的共同贡献。谢谢大家！

　　罗伯特·鲁宾：非常荣幸能够出席今天的论坛。我想今天这样一个会的确已经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全球政策讨论的会议了。世界上各国经济已经越来越相互互联、相互依赖，我想我们应该同意这一点，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种国际性的或者说跨国的问题他们已经变成没有一个国家单独可以应对和解决的了。与此同时，我们全球国际的治理机构在我看来他们的有效性以及他们执行力逐渐的在下降。G20我想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机制，当然它的现实是，并没有完全的实现它的潜力，我认为如果要让G20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的话，中国和美国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达和发展中的结合体，这两个国家能够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合作，来就一些问题上相互妥协，来进一步的推进G20这样的一个平台，为全球的经济注入活力，这并不是所谓的G2这样一个构架，的确是一个非正式的、非常有效的工作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是现在全球合作当中的互利。我们两个国家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包括哲学上的、地缘上的，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说的，我们两个国家并不是对手。

　　现在全球经济形势之前大家也都说到了，在危机之后我们的复苏非常的乏力，同时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也不乐观，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对于全球经济的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决定这些成功或者未来的并不是取决于经济的可变量，而是我们各个国家的政策以及包括政治的可变性，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目标一方面是促进经济的增长，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说的，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解决，比如说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滞涨的问题包括不公平的问题，正如斯蒂格利茨刚才所说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日本、欧元区以及美国，现在仍面临着我所说的长期政策性的经济停滞，中国也面临一系列自己非常复杂的问题，当然我现在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也都在讨论或者争论大家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的政策制定好，对于那些工业化的民主国家来说，我认为所谓的国际压力，这种合作的努力，并不会对这些发达国家、民主国家国内的政治进程带来太大的影响。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他们还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来应对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系列的挑战。我想每个国家必须要重新建立他们所谓政策的功能性，如果不能实现这点的话，他们将会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最终应该说各个国家自己不得不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而不可能是完全通过国内的合作来解决他们自己面临的问题。

　　我第二个观点是，对我自己的国家就是我的祖国美国，当然它现在有一些非常复杂的情况，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也是有时候出现一些混乱。但是我仍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国家所面临的现在各种各样的政策失灵会逐渐的得以缓解，而且最终我们会实现这种充分的政策有效性，来帮助应对我们的挑战。因为我们在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一种政治的韧性，而且我们有社会的活力。同时，我们国内的政局也正在发生非常快速的变化，所以我相信实现这种转变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我们所有人都在考虑经济政策，我们经常会看到短期和长期的政策。事实上我们会考虑到经济的变量，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把经济变量作为我们考虑问题的框架，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如果说我们想要预判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话，我们要讨论我们未来的经济是怎么样的，我们必须要进行政治的分析不仅仅是经济的分析。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不同的政治系统会最终影响我们的结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我们对全球经济未来的预期并不非常乐观。

　　主持人韩文秀：谢谢鲁宾先生。以上五位嘉宾都阐述了他们各自的观点，会议要求我作为主持人要向在座的五位嘉宾首先提一个问题，大家可以谈谈看法。过去G20机制取得的成效、成果您打多少分？对中国举办G20峰会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或者您最希望达成共识或者能够解决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请各位简单的讲一讲。

　　罗伯特·鲁宾：08年的危机之后G20的体制对于危机的应对应该说是比较有效的，也实现了它的一些潜力，我觉得中国引导G20的进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应该扮演一个全球的经济事务当中的领导角色。同时也在地缘，在经济方面中国实力的增加，我觉得有这样的潜力，让中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也是G20非常重要的向前的一步也就是说，让全球各个不同的部门共同的来合作。

　　让我谈谈所谓的预期的话，我想我们肯定会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讨论和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建议放到桌面上来。到底是中国国内还是全球合作最终有什么结果，我想货币政策可能是我们能够有所突破、能够做的领域吧。

　　易纲：第一个问题，打分，我觉得G20变成峰会以后，应该成绩不错，我给优、良之间这个打分。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期待，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我们G20的政策协调有助于全球的强劲、可持续的平衡增长，同时也有助于防范风险。

　　朱光耀：应该说在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20升级为峰会，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确实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点应该充分肯定。关于中国主办G20峰会的期待，从中国工作人员角度讲我们期待的是，我们期待能够落实习近平主席的三点重要指示，也就是在宏观政策协调、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和向世界就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能够传出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做好宏观政策的协调，也就包括既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同时财政政策和经济调整相关的政策措施要形成一个整体。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G20是从G7往前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G7是由全球的七八个国家来讨论应对全球经济的一些问题，显然我认为G20是往前又迈出了一步，我赞同鲁宾先生以及之前的两位先生所提出的观点，也就是说在08年应对全球危机，尤其在哥伦布朗（音）大臣提出的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的确他提出的是非常不错的。当时的确有衰退的大萧条的威胁，但是我们很好的应对了这样一种威胁，所有的国家当时也不得不共同来应对这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机制的不足发生在像德国等等一些其他的国家，决定要进一步的推进财政紧缩这样的主意或者想法，他们可能担心所谓的扩张性收缩，这样一种想法，导致他们在这个地区出现了经济的停滞。

　　但是我想对于一些主要的国家，在如何采取正确的政策方面的确有非常差异性很大的观点。我想对G20来说，可能会出现或者实现成功的领域就是说，我们很多都在讨论在宏观政策方面到底有哪些大家可以做的政策，事实上我同意鲁宾的意见，大家要实现这方面的，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协调是非常难的。绝大多数国家认为他们主要的责任，都是应该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货币政策，而不会考虑全球的这些政策的溢出效应。尤其对于大国来说是这样的，他们非常的大，比如说美国的QE对于全球的经济来说有巨大的溢出效应，所以我建议大家把注意力关注在像去年的一些共识，比如说全球的气候变化，包括我们G20如何来推进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包括发展融资等等这样的一些目标。我们去年提出的G20当前之前达成的协议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工作，就是说全球通过合作来解决或者试图来解决这些跨国公司避税利润转移的问题。

　　罗伯特·鲁宾：我讲一些略微不同的观点，我想G20在每个阶段都已经完成了它所被期待的使命，它非常正确的应对了当时的危机，当时的危机感现在已经消失了，现在有更多的需求应对各国内部政策的需要，因此我们更应该看一些长远的问题，这些问题这些举措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够真正实现它的目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的这种经济的疲软的发展，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平庸的前景。总的来讲我想说，G20并不是要给它打多少分，是打A还是3A等等，事实上我们应该看的是，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G20的责任，经济发展什么样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G20的责任，G20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的物体。同时我们要运用G20这样一个平台，因为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好的下赌注的方式了，因为它有它的一定的合法性，全球80%的经济、80%的贸易、80%的人口由G20的国家来代表，因此如果他们决定以某种方式来推进某向工作的话，我想这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优的方案了。

　　大家可能刚才讨论过的，比如这个倡议，我们在IMF、世行和联合国，我们世界上也在运用我们所能运用的所有机制，在全球的框架下将这样一个协议进行多边化，这也是最终决定的命运，就是说G20的决定最终被多边化，这是从历史上对G20的评价。

　　未来我有什么期待呢？我们期待能够把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增长上来，包括生产力、生产力还是生产力。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的是不公平，之前也几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包括包容性，说到底还是包容性，在生产效率和包容性之间是有关联的，几年前如果我提出这个想法可能我会被踢出这个会议室，当时认为是矛盾的，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两者其实是相关联的，而且把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我们在G20才能够有所推进，我也希望具体的细节，未来就业方面包括大家的信任议程，信任本身与生产力，以及包括包容性一样的重要，这也是我们在政治方面或者政策方面，不仅仅在政策方面，在政治方面要有相互的信任，这也是我们需要在G20当中关注的。

　　主持人韩文秀：谢谢各位给了精彩的回答，但是从我提问题的角度来讲，还没有得到特别精确的，比如85分、90分，剩下的时间下面请在座的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请在座的各位代表提问题，媒体可以会后再沟通。

　　听众：我来自摩根大通，今天早上大家的演讲非常棒，我有一个问题，事实上也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刚才提的之后引发我的一个思考，也就是说G20它的努力所关注的这个领域是中期的，包括结构性的这种经济的举措，它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说这种结构性的经济政策被执行所需要的时间通常是至少要超过一年。但是G20机制的建设，它是要求每年都会有一个新的东道国，也就是说在大家还没有看到你的政策得以完全的落实，你的东道国或者轮值主席国已经到下一个国家去了，你的议程都已经变成第二年的议程了。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秘书处来确保这种长远的或者长期政策有一定的延续性。我的问题是，随着我们今年迎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G20峰会、中国年，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能够一方面加强我们的机制建设、制度建设，来确保我们的这些中期的政策能够最终得以落地、得以落实。其实就像在昨天一样，我们刚刚结束土耳其的峰会，如何去确保比如说去年的议程真正的得以落实？

　　古里亚：我不同意。尽管没有这种官僚机构的限制，但是G20每年其实都有一定的连贯性，都是有一贯连续的努力，OECD、IMF、劳工组织全部的这些联合国的系统，我们在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协调的方式一起工作，实现在G20的框架下我们可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种相互的协作，共同的努力，好像是20国集团的秘书处一样，我们不断的来发表一些报告、发布一些数据，当然每年的主席国在不断的轮换。但是这种轮换并不是说就是完全没有控制的，说中国自己来设计一些议程，土耳其设计自己的议程，在过去澳大利亚党主席过的时候随意的设计自己的议程，这个主席国的轮替并不是随意性的，是有一条主线的，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共同的协作。而且有一些重要的议题，比如说贸易和劳工等等，每次都会被讨论，也有一些连续性，而且我们这些组织都从自己的专业提出相关的数据或者结论、或者建议，供各国的决策者来参考。我们很高兴和中国开展了很好的合作，去年和土耳其合作的也是非常顺利的，德国明年担任主席国，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跟他们有一些沟通和接触了，所以这种主席国设定议程并不是完全随意性的，他是必须有固定的一些规律，而且尽管没有这种官僚机构的限制，但是反而更加有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的观点可能有所不同，我觉得，一方面，20国集团的优势在在于它的创新性，可能有不少提到了他的创造力、创新性，每年都有新的主席国，主席国就能够带来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种主席国的轮换是缺乏一些连贯性的。还有一些机构并没有在20国集团内部得到足够的代表，OECD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组织，我们也代表发展中国家，当然可能我觉得20国集团他的包容性不够，像非洲、拉美这些国家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可能可以建立一个小的秘书处，这个秘书处可以搭建一种架构的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现在一些机构框架有他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发展中国家他的代表性不足，而且我们要有一种有效的监管，来确保这些所做出的决定是能够真正的体现这些国家利益的，而且是科学的。

　　在很多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或者说要保证决策有效的落实，因为很多时候做出的一些决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七国集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英国举行了七国集团峰会，几年之前曾经确定了一个G20增长的目标，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七国集团的成员国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目标，因为他只是一个决定或者说一个声明而已，并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也没有任何的实施的压力。作为20国集团的主席国，每个国家肯定都有自己的特点，也有自己的目标，但是我觉得尽管如此，也要保证他的连贯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我们也有一些连贯性的措施，比如说土耳其去年作为20国集团主席国投资的议题我们今年也保留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的议题，我们今年还会继续讨论。

　　中国作为20国集团的主席国，我们今年特别关注的是要将经济稳定和中长期结构改革更好的结合，这对于应对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和金融市场不稳定的这种挑战有效的克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要通过这些努力来推动20国集团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积极的推进结构性改革。我们要重振国际经济的活力，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加强在财政政策上的沟通，当然坦率地说这是不太容易的，20国集团的成员国应当真正的进行政策的沟通，要真正的直面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金融市场不稳定的状况。刚才鲁宾财长也说，我们现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比他担任财长的时候情况还要更加严峻，当然现在情况可能还可以吧，有一些资产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购买的。

　　易纲：我觉得延续性的确是一个合理的关切，我也赞同刚才其他几位的观点，国际组织专业的意见，有助于保持20国集团的延续性。另外一个保证连续性的机制就是三驾马车，前任主席国、现任主席国、后任主席国三方构成了三驾马车，共同讨论和确定峰会的日程，由20国集团所有的成员国来共同的通过，我们也对于任何有助于提高20国集团机制的建议持开放的态度。

　　听众：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我们G20的目标是推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但是现在世界经济平庸已经好多年了，今天上午斯蒂格利茨教授两次说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经济政策，可是金融危机以来我们世界各国把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快用光了，今天上午您也谈了，金融政策已经不起作用了，除了金融政策以外还有什么我们能推动的，我非常同意鲁宾先生说的，我们要有政治体制改革，我想问鲁宾部长，怎么样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美国、在全球层面又怎么推动，不知道您是怎么思考的？

　　罗伯特·鲁宾：我并不认为政策已经用光了，还有很多创新的想法，比如说竞争的政策，还有那些不公平和经济的停滞，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政策可以用。你说的很对，政治体系要进一步的完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也要要强调一点，其实财政政策方面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利用，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平衡预算的倍增器，这样的话不光是扩大了财政的赤字，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增长，比如说碳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这个政策定的好的话，他就可以带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个原则就是要采取一种损益表的一种模式，一些国家现在已经进入了副利率的时代，有的投资可以带来很高的回报，比如基础设施、技术的创新、教育等等，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却不足，主要是对未来缺乏信心，因为这些都是长期的投资，如果你对未来有信心的话，可能就会大胆的进入到这些领域。因为现在的利率水平是非常低的，甚至有一些地方达到了负利率的水平，但是这些投资带来的回报是非常大的，不做这样的投资其实是非常愚蠢的。

　　另外，像碳和绿色的投资，这些其实它的回报也是很大的，大家生活在北京，都知道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性，而且也可以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

　　古里亚：我就想补充一点，关于预算带来的倍增效应，就像斯蒂格利茨教授刚才谈多的，现在我们看到利率的回报率它的曲线基本上是平的，刚才他提到的这些领域其实投资带来的回报是比其他的领域要大得多的。20国集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可能忘记了危机最早的根源是金融部门，除了税收之外，我觉得现代金融部门的治理和监管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也是20国集团的一个成果，这使得我们的整个全球经济能够更好的避免一种新的危机出现，当然监管有时候像钟摆一样，有时候监管过度、有时候不足。现在20国集团很重要的成果，使得金融部门的监管比过去更加有效了。

　　主持人韩文秀：我们这节讨论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五位嘉宾精彩的发言。我最后想说一句，中国的杭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也希望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能够达成非常亮丽的成果，我们将和世界各国一道一起推进世界经济实现创新支撑的增长、富有活力的增长、联动协调的增长、包容共享的增长。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