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副总裁朱民：如何看待充满挑战的新世界

　　摘要：稳定，需要宽松的政策来维持一定的空间。通过一定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同时通过结构改革，来推动深层次的改革，来提高潜在的劳动生产率，来加强增长的能力，特别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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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民 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

　　3月2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做客清华五道口全球名师大讲堂，做了题为《充满挑战的新世界》的报告。朱民表示，当今世界已经分成三个群块，第一个集群是发达国家集群，这是一个以金融和消费为特点的集群。第二个集群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的垂直供应链，是一个制造业的集群。第三个集群是沙特、俄罗斯等产石油的国家的集群，这些国家无论他们地域上相距多远，他们因为产石油，因此他们的政策、经济周期、观念等都是密切相连的，所以他们属于同一个群块。

　　在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金融出现了高度的关联性和互动性，由于世界如此紧密的连结在一起，群集之间信息沟通的频度和强度大大加强，由此产生的全球共同移动，使得溢出效应大大加强。具体的表现为以贸易和FDI代表的全球化在减速和下降；但是另一方面以信息和金融流动的速度和力度的增大，导致市场流动性的下降，以及市场波动的加强，对金融系统和GDP增长产生更大的冲击。

　　“所以从政策角度来说，我们强调三个方面，第一是继续强调宏观稳定，需要宽松的政策来维持一定的空间。通过一定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同时通过结构改革，来推动深层次的改革，来提高潜在的劳动生产率，来加强增长的能力，特别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朱民表示：“更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已经连在一起，因此全球各个国家需要共同合作，采取制定共同的政策来对抗疲弱的经济和波动的金融市场，方显得更为重要。”

　　以下为朱民先生演讲内容：

　　危机就像一场地震，震过之后表面的地表发生变化，底下深层次的结构也在变化。很多人看到全球经济金融表面的变化，然而更多的要看到全球经济金融深层次的结构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今天讲四个方面，第一，危机之后全球产生高度的关联性。第二，因为关联性的提高，全球经济产生特别大的互动性影响特，因为互动使得溢出效应特别强大。第三，讲全球经济增长与金融市场的新变化，第四考虑一些可能的政策。

　　危机之后全球产生高度的关联性

　　危机之后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密切度和勾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世界地图一般是按照国家的面积来定的，但经济学界关注的更多是各国的经济实力，因此如果按照GDP的比重来看的话，世界地图将会发生变化，俄罗斯会变得特别小，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会变得很大，按GDP来标准的地图是这样的，这个与一个国家地域的大小没有关系。

　　如果再按照一个国家的贸易来看世界地图，这张图又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欧洲变得很大，因为欧元区国家之间的贸易占到全球贸易量的60%。中国相对应就会变得比较小一点，美国更小。

　　如果根据一个国家跨境金融交易的量来看，这张地图又会发生很大变化，全球金融版图上，欧洲会变得特别大。卢森堡那么小的城市也在世界金融版图上可以如此之大。这对理解世界很重要，从金融角度看世界，并不是看一个国家的土地有多大，而是看其经济金融势力有多大。再看中国，大陆在全球金融版图上很小，而香港地区却很大。因此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实力，和其疆域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些版图也说明，一百年以前疆域很重要，在今天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从不同纬度来考量国家的各种变化，国家经济金融往来所形成的模块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整个世界今天已经分成了三个群块，第一个集群是发达国家集群，基本上是一个金融和消费的集群，这是发达国家经济的特点。第二个集群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的垂直供应链，是一个制造业的集群。巴西、智利都在拉美，但是从经济上来看，他们属于亚洲，属于亚洲的垂直供应链。可见如今全球经济已经和地域没有任何关系，是按照经济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第三个集群是沙特、俄罗斯等产石油的国家的集群，这些国家无论他们地域上相距多远，他们因为产石油，因此他们的政策、经济周期、观念等都是密切相连的，所以他们属于同一个群块。

　　因此，今天的世界分为三个群块，第一个是发达国家的消费和金融群块，第二个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国家的垂直供应链的制造业群块，以及石油生产国组成的能源群块。这与我们之前所讲的三个世界的概念完全不同。

　　我们还看到，经济政策会改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勾连。以欧洲为例，欧元建立之前，1984年到1999年，整个欧洲的区域有两个中心，南部的中心是法国和意大利，这是一个群块。北部的核心国家是英国。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今天英国想脱离欧洲。因为有了欧元，让欧洲国家经济金融紧密联结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集块。整个欧元区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德国。一个货币完全改变了一个区域的经济、金融、贸易的格局，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这也就发生在过去的20年中，但变化是巨大的。

　　从这里着手研究，进一步发现世界上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新的结构，我们称之为群块结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对一的线性关系，而是面积关系，是集群的关系。一个小的集群会有一个小的领导，这个小领导会把这个集群领导到一个大的集群，这个集群的中队长会把大家领入世界的版图。而世界经济金融是由几个最主要的核心国家形成的，全世界经济金融中心和交易活动其实只是由几个主要的核心国家来主导的。这是非常新的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即国与国的关系是一个集群的概念。

　　因为集群的产生而催生了另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在集群之内不同的国家会产生很多共振，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不是一个一个点，而是相互之间平行的交互，这使得信息交流的密度和频度大大加强，促使这些国家甚至全球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世界的高度关联性。

　　世界的高度关联性与集群的概念有非常大的关系。集群和集群之间有重叠，也有不重叠，比如匈牙利、波兰的头是奥地利，但奥地利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经济金融的中心，但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小的集群的领袖呢？因为150年之前存在一个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奥匈帝国打败了，但是很多做经济金融业务的集团仍然在那里，因此奥匈帝国的历史一直延伸到现在、进入未来，使得奥地利变成这一个集群的很重要的头。它加入的集群版图的小领导又最终把它带进欧洲集群。又如北欧的国家是通过瑞典把这些国家带入欧洲，带入世界。这就是各个国家通过集群移动的关系。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经济金融的结构。

　　举例来说，比如爱沙尼亚要发债融资，它首先会找到芬兰，因为芬兰是它小组组长，芬兰会将它带到德国，德国再将它带到美国和英国，这个关系是这样走下去的，这个世界呈现网状的分布，而不是说你要发债就去华尔街就可以的，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现实的案例。

　　我们从这些国家发债情况和经济走向，分析了希腊当时在危机时发债的情况，发现上百个国家融入了这个网络，资金就是这么汇聚过来的。整个网络分布就是世界经济金融的基本结构。

　　再看亚洲和欧洲的贸易，亚洲的贸易主要是靠中国和日本将亚洲带到世界的，欧洲的贸易主要是靠荷兰、德国、英国和法国。但是美国也参与其中。为什么呢？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亚洲和欧洲贸易的中心国家呢？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体，美国提供了无数的贸易金融等供应链的支持，因此美国在地域上虽然不属于亚洲和欧洲，但是在亚洲和欧洲的贸易中，美国仍然是一个核心国家。这又一次证明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它的地域没有关系。

　　在北欧国家里，我们做了一个分析，通常一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会贷款给这个国家的非金融机构，比如制造业、公司部门等，如果不够，外面再借一点钱就行了。但是北欧的情况让我们大吃一惊。在北欧，一个国家金融业贷给其非金融业，也贷给丹麦、挪威、瑞典等其他很多国家的非金融业；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业也贷给其他国家的金融业和其他国家的非金融业。这种往来的密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资金并不是留在一个国家内循环，也不是不够了才需要外部融资。而是因为产品、技术、利率水平等等多方面的不同，全球资金的流动的密度、广度、和覆盖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只看了北欧四个国家的例子，资金往来就远远超出想象。因此这也是今天全球关联性加强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中国来讲，主要进口国和地区有日本、韩国、香港和中国区域的再进口国家比如美国等。通过分析得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中国进口影响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如果中国进口发生波动的话，有些国家和地区会把这些波动进一步扩大，它们是风险的传递者和扩大者，比如香港、美国和韩国。第二类是风险的吸收者，面对中国贸易波动或者下降，有些国家和地区没有能力将这些风险传送出去，只能自己扛，比如日本、澳大利亚等，没有向外传导风险的空间。另外，还有一些边缘国家也只是风险的被动接收者。

　　这个发现让我们可以找到世界上各个风险的连结点，和风险的传播点。对我们以维持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为主要作用的国际基金组织来讲，能找到这些关键点，我们就能花比较少的力气来做工作，就是找到谁是风险的传播、扩大者，谁是吸收者，又有谁可以将风险反弹回来。这个发现很重要。

　　全球相互联动使得溢出效应大大增强

　　正因为世界如此紧密的连结在一起，所以群集的概念，信息沟通的频度和强度大大加强，所以有此产生的全球的共同的移动使得溢出效应大大加强。

　　我们对全球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三大市场进行分析，看到全球所有市场的联动正在增强。在危机之前，市场的联动大概在40%多，但是危机期间全球资本市场的联动大大加强，危机之后全球市场联动大概可以达到70%–80%。今天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可以达到80%以上。

　　这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买股票不重要，它们之间都有很强的联动性。通常我们喜欢通过资产的多元化配置来降低风险，但是如果全球资产是联动的，你怎么降低你的风险？

　　我们对全球不同股票市场进行分析，看到危机之前，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的股票市场联动的现象大概只有20%左右，现在达到了80%左右。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象。拉美的股市和亚洲的股市为什么联动的那么厉害？当然这就是全球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拉美的实体经济今天已经变成了亚洲垂直供应链的一部分，所以实体经济过来后，金融市场也会跟着过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不但是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的增长与波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影响。 全球GDP增长关联性来看，危机以前，经济增长或者衰退的关联性远低于10%，在6%左右，危机的时候高达60%，危机之后有所下降，但是还是高达20%左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危机产生的信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产生了实体经济的联动。这又是一个新的发现，以往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自己运行对别的国家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我们从没发现实体经济也会有如此大的联动性，但事实上联动性能高达60%。

　　因为关联如此密切，所以溢出效应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对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英国这全球五大经济体对外溢出效应做了分析，宏观的溢出效应，包括税收政策的改变、刺激政策的发生、金融政策的影响等。而左边金融的分析包括金融的影响带来的市场波动、货币政策的影响等，可以看到金融的冲击远远金融的冲击远远大于实体经济对全球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对于全球金融的影响还是最大的。

　　对美国金融对各个国家的溢出效应再进行细化分析，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红色是金融的溢出效应，可以看出，美国溢出效益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是加拿大，接下来是墨西哥，这两个国家是它的邻国。第三位是沙特，沙特是个石油国家，但是因为其联系汇率与美元联系特别紧密等。第四大就是中国，因为中国与美国贸易和经济金融往来比较多，特别是贸易多是通过美国中介公司的，因此中国受到美国溢出效应影响也较大。

　　不但发达国家的政策会对发展中国家有影响，而且我们进一步发现，已经占比达50%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也逐渐增大。通过测算，若发达国家GDP下降1个百分点，会引起新兴经济国家GDP下降0.44个百分点的下降。而同时新兴经济1个百分点的下降，会引起发达国家0.22个百分点的下降。所以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也有影响，但是影响的作用和冲击会小一些，主要是因为新兴国家消费比例还是比较低。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因此中国对世界的溢出效应也很大。我们对中国的分析结果也出乎几乎所有人的意料。中国投资下降1个百分点，将影响贸易伙伴马来西亚GDP0.6个百分点的下降，影响中国台湾省GDP0.8个百分点的下降。目前中国投资目前占GDP的44%，但是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下降到34%左右。那就是说中国投资10个百分点的下降，对马来西亚来讲那就要降掉6个百分点。然而马来西亚总共的经济增长也没有6个百分点。因此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然这是静态的分析，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在五六年期间内持续发生。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内，中国贸易国家也会调整，比如向中国出口食品、消费的国家也会发生变化，比如澳大利亚就会出口矿产转向出口奶制品、牛肉等，这个结构调整已经在发生了。当然中国结构调整对全球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此，经济的勾连是一个群块的概念，随着信息共振的日趋频繁，经济的往来日益强化，全球经济金融的互动和联动大大加强，使得一个国家政策对外的溢出效应大大加强。因此今天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宏观政策。因为你是无时不刻的受到外界政策和冲击的影响。互动型和溢出效应的大大增强，也成为对全球经济宏观治理最大的挑战。这是我们在经济的表面看到底下更深层次的结构的不同。

　　全球经济增长与金融市场的新变化

　　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就是本次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在2007年对全球GDP水平做的预测，当时还没有危机。有了危机之后，2008年我们对全球经济做了下调，但是我们预测经济增长仍然会沿着增长轨迹走。然而，全球GDP增长的真是水平却是黄色的线。没有危机时候应该有的GDP增长率与危机后实际GDP之间的缺口，就是我们今天损失掉的GDP增长。

　　以往任何一次危机，GDP下跌后都会迅速反弹，弹道轨迹之上，然后缓慢回归原有水平，它只是波动，不会低于原有水平。而这一次危机是近70年以来第一次GDP产生缺口，整个世界永久性的丢失了10个百分点的全球GDP。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总是偏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发达国家，更可怕的是不但这个曲线出现下移，而且它的斜率变得越来越小，就是它的增长速度在变化。如果这种变化持续下去，这个缺口会越变越大。所以从现在来看，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2007年的水平了，我们永久的丢失了这个增长。我们只是希望这个线能和2007年的线平行，而不要改变它的斜率使它越走越低。

　　所以，因为这个缺口的存在，所有国家都处于一个负产出缺口，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而且我们发现在未来的五年内，潜在的GDP增长水平也在发生变化，不是朝强的方向走，而是朝弱的方向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由于潜在增长水平由三个指标组成，因此未来潜在资本增长水平在下降，潜在劳动力增长水平在下降，潜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在下降。发达国家未来五年这个潜在增长水平会比危机期间有所反弹，但是也很弱。

　　未来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结构里，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给了很大的权重给劳动生产率一个很大的增长，但是劳动生产率在过去两三年里一直在下跌。那么如果将劳动生产率潜在水平往下调的话，未来几年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还会继续往下走。

　　GDP增长水平、产出缺口、潜在GDP增长速度三个指标非常重要，能全面考核全球经济增长水平，但目前来看整个经济增长情况实际并不好。

　　如果看投资的话，发达国家的投资水平下跌非常厉害，居民投资、商业投资、企业社会投资都跌了一大块，低投资是目前地增长和未来低潜在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新兴国家增长也在放慢。

　　与此同时，贸易增长速度也在放慢。在90年代，贸易增长速度一般都是GDP增长速度的一倍。在危机之前，也要超出来50%–60%。而从2008年到现在，这是第一次贸易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这是以前30年中从没有过的。目前还没有找到完全彻底的解释，现有很多解释，比如现在关税已经很低了，再降关税已经无法促进贸易的增长，比如说WTO全球贸易协定迟迟没有进展，也比如说产业链条的成熟，科技的进步发展使得生产更当地化等，但为什么贸易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下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全球的FDI也下降的非常厉害。全球FDI在危机之前占GDP的比重为4.8%，危机之后，2013年全球FDI只占到全球GDP的2.8%左右。危机之后资本流动居然占GDP的比重会下跌了40%左右，这是个巨大的跌幅。

　　因此现在出现了一个悖论，全球化的标准是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现在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在下降，全球化还在继续吗？但是与此同时，因为信息、资金流动的频率增强，所以全球的关联度、互动度大大增强。所以我通常用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区分这两者，一个是以贸易和FDI代表的全球化在减速和下降；但是另一方面，信息和金融流动的速度和力度加强，并由此导致人的行为的共通性、经济和金融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大大加强。这是一个二元悖论，这引发了很多对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金融理解的困难。在实体意义上在下降，在虚拟意义上在提升，而虚拟的关联度产生了比实体的贸易和资本流更大的对金融和GDP的冲击。

　　与此同时，因为需求不足，通货膨胀率很低。通货膨胀水平低的同时是利率水平的持续下降。美国利率水平最高的时候在15%–16%左右，80年代开始美国利率水平直线下降。每次危机后利率水平都下降一截，之后每次反弹都无法反弹到以前的水平。总体20多年来，利率水平一直在下降，最终在QE之后将利率水平降低到了负水平，现在整个真实利率水平是负的，名义利率水平也很低。我们目前处于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的格局，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未来也不会排出美国使用负利率政策。如果美国进入负利率时代，那么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家将进入负利率时代，而负利率政策会对全球整个经济金融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还很难说，因为整个传导机制会印象收益率曲线短期的一端，会影响汇率。

　　整个利率水平下降的过程中，我们又迎来了油价的大幅下降。那么未来油价会怎么样？油价决定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从需求来说有几个因素在制约油价。第一个因素是主要消费石油的新兴经济体增长在下降，第二个石油的有效性在不断提高，第三，巴黎会议对污染的限制提高，对石油的需求将会不断下降。因此需求在不断下降。在供给端来看，如果从今天开始如果油田不再继续投资生产石油的话，到2025年现有原油产量将会从现有的8500万桶下跌到3500万桶。现有社会将会有不同的产品来弥补，包括陆上产油、海油、页岩油等。但是总体新的石油产出的成本基本上在60——80美元，因此未来石油价格也就在这个区间内，其中特别主要的方面将会是页岩油和页岩气，这是一次工业革命。

　　我们对美国页岩油进行分析，发现美国页岩油因为技术的进步，成本从130美元一直降低到40左右，美国现在大部分的页岩油因为油价降低，而将其封起来不进行生产，但是可以随时开启，且成本只有40美元，这给未来的油价设定了一个上限。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的油价由相当一部分会由页岩油的成本来决定，以及由未来投资者所决定。因此油价在未来中长期将会在60美元左右波动。因此我们将会处于一个低石油价格的阶段。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全球金融在危机之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银行资产占GDP 的比例来看，2002年是509%，2014年是456%，减少了50个百分点，这是在美国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其中美国银行业去杠杆的进程跟猛，从221个百分点，下跌到109%，跌了一半。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比例是在上升的。而亚洲和中国继续在加杠杆。中国从危机前的200%，增加到目前的316%。因此全世界金融结构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是银行在去杠杆，资本市场在加杠杆。但是全球分开来看，亚洲总体在加杠杆，而欧洲和美洲在去杠杆。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就是货币政策的二元悖论，就是美国的加息和欧元、日元的继续宽松。美元汇率走强，欧元和日元继续走弱。两边的不平等的货币政策，产生了全球的汇率巨幅波动。俄罗斯的汇率编制了70%，这还有石油的原因；巴西也是跌了60%，印度经济增长那么好，它的汇率下跌了20%，日本汇率下跌了30%。欧央行、日本央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不对称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全球汇率波动，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又一个新的金融市场的格局。

　　我们将美元走强和世界发生危机的次数加总在一起，发现美元走强的时候，也是世界危机比较多的时候。为什么美元走强会容易发生危机呢？因为美元回流容易产生波动、再加上需要还美元债需要更多的本币会导致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因此美元的走强，由此引起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和美元的波动，往往是危机的先导。从我们的分析看，美元会继续走强，因此市场波动也会继续加大。

　　与此同时，整个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和流动性变化也在加强。通常市场流动性主要看庄家手里有多少存货，能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出清来稳定市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而危机以来，庄家1.3万亿美元下降到1万亿，而与此同时国债规模上升很大。所以整个市场结构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市场流动性发生结构性变化，而深度减少的话，通常也会导致市场波动性加大。

　　再将之前讲到的联动性和互动性连在一起来看，当大家同时移动的时候，会急剧减少市场的流动性。我们对资本市场和衍生品做了研究发现，危机之后，整个联动性上升到80%左右，市场的流动性急剧减少。道理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向一个方向走，是挤不过一个小门的。如果这种现象发生的话，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会很大。因为如果联动性加强，联动性导致市场流动性紧缩，必然会引起市场波动的加大。

　　去年我们观察美国股市一天的波动比100天的平均波动值，如果在1个标准差之内是可接受的，2个标准差就是巨大的波动，但去年美国股市上我们观察到5.5个标准差的股市波动，这是1928年以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波动。去年我们也观察到美国10年债产出的波动有8个标准差的波动，这也是美国1962年以来10年期国债市场的最大波动。另外在货币市场上，去年也是日本7年以来第2大波动，在欧洲货币市场，欧元和瑞士法郎之间我们观察到有8.5个方差的移动。当市场有5个，8个甚至是10个标准差的波动的时候，那么这是波动？还是可能会是系统性风险呢？

　　如果只是波动，你可以扛过去。如果是系统性风险，你是扛不动的，那么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是边界？这是今天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挑战。这是对全球所有央行、所有政策制定者、所有公司、所有基金管理者、所有的投资者或者投机者最根本的挑战。因为关联性、互动性产生了流动性的变化，产生了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我们预计这个波动还会继续存在。全世界金融市场在今后一到两年将会继续大幅波动，关键在于是否能判断，这仅仅是波动？还是系统性风险的到来？

　　我们将整个市场联系起来看，危机之后，银行在去杠杆，股市和债券市场在加杠杆，金融机构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我们处于低利率的状况，处于流动性紧张的状况，互动联动程度加强，最终所有这一切会导致市场波动性增强，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金融市场的新的变化。所以从政策角度来说，我们强调三个方面，第一是继续强调宏观稳定，需要宽松的政策来维持一定的空间。通过一定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同时通过结构改革，来推动深层次的改革，来提高潜在的劳动生产率，来加强增长的能力，特别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所有的一切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变化，对全球经济金融政策制定者、学者、研究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们怎么理解和解决这个现象，如何形成我们的政策。我们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全球金融已经连在一起，因此全球各个国家需要共同合作，采取制定共同的政策来对抗疲弱的经济和波动的金融市场，方显得更为重要。

　　稳定，需要宽松的政策来维持一定的空间。通过一定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同时通过结构改革，来推动深层次的改革，来提高潜在的劳动生产率，来加强增长的能力，特别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所有的一切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变化，对全球经济金融政策制定者、学者、研究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们怎么理解和解决这个现象，如何形成我们的政策。我们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全球金融已经连在一起，因此全球各个国家需要共同合作，采取制定共同的政策来对抗疲弱的经济和波动的金融市场，方显得更为重要。

　　（本文根据朱民先生3月20日在清华五道口学院所做报告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其观点仅供学术探讨，仅代表个人观点。原发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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