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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对外投资应从大型国企主导转向民企合作

来源:搜狐财经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22日至25日在海南博鳌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政要、知名学者和工商界翘楚等领域嘉宾,聚首博鳌小镇,共同探讨亚洲未来发展,传递亚洲开放、活力、思变的“亚洲声音”。

  24日下午,在“国际产能合作:凝聚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分论坛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表示,过去中国在对外的投资跟合作商是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主要原因是:1.资源短缺国家,对资源的需求很大,对外以资源开发为主;2.中国在工程建设,尤其是铁路工程建设方面的能力,在全世界最强,而与我们合作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基础设施国家薄弱的。这两种合作,对于资金与规模的要求,只有大型国家企业有能力。

  将来,民营产能合作很重要。二战后,能够摆脱低等收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很少。他们有一个共性是:抓住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国际转移的窗口契机。最明显的例子是二战后,日本抓住美国向纺织等的加工,农业劳动力变为制造业劳动力。6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抓住了,80年代后他们的工资上涨了,而中国开始发力。将80%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中国过去30年代的高速发展原因。谁能抓住这一窗口期,谁就能实现20、30年的高速发展。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中国过去的境外投资或者是产能合作,国有企业发挥作用很大。但是随着今后的发展,中国的民间企业也在积极的参与国际合作,包括产能合作。特别是很多中小企业,那么从林教授的研究或者是思考的角度来看,如何能够使得中国的民间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中小企业也能够在产能国际合作方面破除一些障碍,使得他们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呢?

  林毅夫:这是我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发展合作和发展国际产能合作主要的目的的合作共赢,这个合作共赢是建立在各自的优势互补上。就像张部长讲的,过去中国在对外的投资跟合作商是大型国有企业为主,过去大型的国有企业为主主要的原因中国过去对外的投资和合作,两种类型为主要的目的。一个中国是资源短缺的国家。经济发展这么快,对于资源的需求会越来越多。而中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所以很多在外的投资是以开发资源为主。

  第二,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要自富先修路,所以中国再工程建设,尤其是铁路、公路、电站的建设,目前的能力应该讲是全世界最强,是最有竞争力的。跟我们合作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基础设施是一个最大的瓶颈。因此,中国到海外去,有很多是帮助我们跟他合作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他们的基础设施。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是资源丰富,中国到海外投资,去开发资源,这对当地有利,对中国也有利。但是这两种合作,通常资金的规模会非常大,只有大型的国有企业有能力到海外去开发资源,有能力到海外去承包大型的基础设施工程。那这个当然未来还会继续。

  但我想,还有一种,中国有优势,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更重要,会是您刚刚说问的民营的中小企业的产能合作。我们知道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真正能够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然后摆脱低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数量是寥寥无几。维持稳定快速增长,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甚至到高收入,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他们抓住了国际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期,任何一个低收入国家通常都是劳动力多、劳动量便宜,经济要发展,当然产业要升级,农业现代化,发展制造业,爬制造业的台阶,抓住国际劳动密集型加工转型机遇,最明显的日本在20年代抓住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把经济发展起来了,把农村劳动力变成工业制造业。

  60年代日本的工资上涨了,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日本、台湾,他抓住机遇,到80年代他们的工资上涨了,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这个时候正好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就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发展了这些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的产业。把中国当时80%以上的劳动力是在农村,吸引到城市里面变成制造业强国。这是政府过去30多年来快速发展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现在已经到了像60年代日本,这些加工业随着国内工资的上涨,有一部分无法维系市场两端,经营品牌和维护市场管理,但是加工这一部分要走出去。就像60年代的日本一样,这些加工产业,通常雇佣的工人会非常多,是那么通常呢,它是民营企业,但是呢,从二次大战以后的经营来看谁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谁就能够取得20年、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经济,逐渐变成一个现代化的中等收入,甚至是像中国这样中等偏长的经济体,再过几年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这是中国在未来五年或者是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产能合作的领域。而且呢,谁要是能够抓住这个国际产能合作的机遇。谁就有可能向中国,向亚洲四小龙那样取得经济快速的先进。

  对于中国现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以民营经济加工要进行国际转移,他们当然也面临不少困难。他们在国内经营非常好,但是要到国外去,当地的语言、法律、基础设施是跟国内不一样。这些劳动密集型以及加工业的劳动,在国际资源的能力是有限。而且国外去的话,通常他们会不是像前面的大型企业,过去有很多政府的支持。目前政府对于他们的支持就相对来说是要少。他们到海外去,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相当差,当地的劳动力的工资可能便宜,但是呢,物流的成本会非常高。电价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跟当地政府其实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中国政府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用行业协会的方式,用我们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通常都是在某一个地方产业集群当地企业家抱团出海,然这些产业一起解决。过去多了,规模大了,那么就容易来解决。所有的这些企业都可以理解这个问题。然后,资金就相当有限制,规模大的话,我们开发银行和工商行,它的业务灵活了,就容易在那边成立公司机构。然后当地政府也可以学学为什么东亚的经济体,他们有办法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

  我们一般发展中国家开始的时候,基础设施一定做不好,一般发展中国家开始的时候引商环境和治理环境肯定不好。东亚上的经验就是可以设立一个工业园,在工业园里面把基础设施管好,工业园经济提取里面可以推行一站式的服务。这样的话,它的物流费用,它的交通运输成本也就能够大力下降,结合当地的工资成本较低,就可以马上形成有竞争力,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中国政府和我们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还可以签订国际保护协定,让这些企业到当地去办公,吸引更多中国企业过去。

  过去谈到的更多是大型基础设施。大型基础设施一定要当地的经济要足够快速的发展。让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谁抓住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谁就有20年、30年的快速经济的增长。这些基础设施的融资就有回报。这是一个机遇,希望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倡议能够把结构加进去。如果可以加进去的话,60年代要转移制造业的时候,日本整个制造业是970万美元。8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开始转移他们行共制造业是230万,我们台湾是130万,香港是100万,当中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是8千万,相信在未来,五年十年以内,至少一半会转移出去。一半的话是四千万,将近五千万了。我了解到现在低收入国家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就一千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如果这个机遇用得好,我们在国际产能合作上所希望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也就能够实现。我们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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