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PPP模式”的四大好处都有啥？

　　【摘要】“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多年来我们总是在扔掉那些腐烂的“苹果”，却没有把那些盛苹果的“筐”拿出来在阳光下曝晒消毒。而PPP模式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无菌的“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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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中国清官廉事》，一天看一人，发一条微博。

    《牛僧孺——行贿记载，彰显廉吏》。牛僧孺，唐代大臣。文中说到：

　　敬宗登基后，牛僧孺升任为中书侍郎。宝历年间，一些不正派的宠臣把持朝政，大臣们多依附勾结他们，牛僧孺不愿同流合污，但对这些小人也无可奈何，好几次上奏请求免职。敬宗看他去意已决，挽留不住，并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设立武昌军编制，委任牛僧孺为地方官。江夏城（今武汉市）的土性不黏，难砌城墙，每年维修，都征收青茅草袋盛土加层，地方官吏借此巧取，年复一年地侵吞修城资财。牛僧孺到任后，计算草袋及修筑费用。每年需10余万贯，便改征正土砖用以代替草袋修筑。前后5年，城墙修筑得如井壁板牢固，而借修城侵吞的事从此根除。后来文宗又召着他入朝。

　　在《旧唐书·牛僧孺传》中读起来可没有这么容易。“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青茆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板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塼，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

可见，从古至今，发"建设财"的大有人在。于是人们想到一个办法：公私合作模式。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等发达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为了推动经济继续发展，在土耳其首先出现了BOT模式，然后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香港同胞也把这个概念带入了大陆。代表性项目有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广州白天鹅饭店和北京国际饭店等。如沙角B电厂在15年特许经营期限结束后于2000年成功移交给当地政府。

　　在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前提下，大力推广PPP模式，使得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有了参与国有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两大机会。因此，PPP模式至少有以下好处。

　　一是加快改善民生的步伐。PPP模式的覆盖面几乎无所不包，比如，2015年起银川将在公共领域推广应用PPP模式：交通领域（公交车辆更新等）、市政公用设施领域（市政道路给排水、地下综合管廊、污水、垃圾处理、园林绿化等）和社会事业设施领域（非义务教育、非基本医疗卫生、健康养老、体育文化产业等）。郑州也启动了首批32个PPP项目面向全国推介，总投资1126.1亿元，项目涵盖轨道交通、污水和垃圾处理、公共交通、片区开发和园区建设等领域。通过观察银川与郑州的PPP项目，我们知道，如果这些项目都由政府来投入，不仅没有这么多的钱，也不可能组织如此庞大的建设力量。交给社会之后，政府只要平均每年出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的钱，甚至不出钱，就可以做大量的民生事业。做公用事业，也是李嘉诚先生成功的经验之一。最近，李嘉诚先生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了几个忠告：跟随全球性银行、跟领头羊企业一起“走出去”；不拘一格储备人才；要有现金；留意汇率问题。其中，特别提出要多投资发达国家，多投资公用事业。不是房地产，而是大手笔买下各类公用事业资产。作为英国历史上最大单一投资者，李嘉诚投资英国已经超过400亿英镑，旗下公司遍布电力、燃气、水务、港口等。公用事业需求的稳定性带来了盈利的稳定性。从中巴两国合作协议来看，PPP已经走出国门，造福于“一带一路”人民。

　　二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做大民营企业，转换政府职能。以市场决定性作用取代1994年提出的市场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理顺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笔者建议“三个凡是”：凡是市场能做的，政府不要做；凡是民营企业能做的，国有企业不要做；凡是社会组织能做的，政府部门不要做。PPP模式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

　　三是化解地方债务。地方政府推广PPP模式与地方政府拥有发债权、“阳光举债”，可以进一步规避原来平台发债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且可以直接化解债务，比如在市政建设中，主要由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轨道交通等组成。对于能够通过向使用者收费收回投资的项目，可以根据项目情况优先采用TOT或BOT的方式，对于不能通过向使用者收费收回全部投资的项目，政府给予相应的补贴，同样也可选择TOT或BOT模式。对一些没有必要转让给政府的项目可采用BOO的方式。政府可以通过转让已有项目归还银行贷款，从而化解因市政建设所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对于新建项目政府可以通过选择合理的PPP模式，避免政府形成新的债务。这些方法同样可以用于化解土地收储、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教科文卫、农林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业和能源等所带来的政府债务。

　　四是彻底解决民生领域的腐败问题。这一功能要予以强化。这是解决政府部门长期存在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所产生的腐败问题。笔者认为，抗战时期的腐败之一是“发国难财”，现在大建设时期的腐败之一是“发建设财”。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民生投入越来越大。各个部门自己组建公司，或者表面上没有关系，实际上有关联关系的公司，那就出现了自己审批、自己建设、自己维修、自己评价的“四自己”的“怪现象”。其结果是“桥歪歪”、“路塌塌”、“楼倒倒”等现象的出现而不断的维修，又不断的捞钱的机会。笔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最近十多年来的“高速腐败”与“绿色腐败”。高速公路一公里投资都在3000万左右，一点点回扣就是一个大数字。在公众的印象中，“高速路”成为“腐败路”已非“新闻”。从1997年起就有交通系统高官“前腐后继”倒在高速公路上。

　　如在2000年辽宁省出资修建的沈阳至山海关高速公路，在沈阳市境内仅有50公里路段中就有62名干部因贪污、受贿、挥霍3000万元专项资金受到查处。又如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2012年度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综合报告》称，佛山职务犯罪案件和人数都呈上升趋势，工程建设、国土资源、医疗等领域仍是职务犯罪多发区域。其中江肇高速高明段24.3公里的建设区间，30人被立案查办。高速公路从立项审批、投资、贷款、工程承包、验收，到收费经营、公司上市等相关环节，都存在腐败生发的空间。

　　据报道，一株普通的榕树，在账面上身价高达10余万元；一项实际支出60多万元的城市绿化工程，账面支付款却“疯长”到150多万元……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美化，园林绿化投资冲动，大树进城、名木进城使园林绿化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行业”，也成了腐败的高发区。仅2010年之后的3年中，就有超过20宗林业和园林系统官员腐败案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美国学者阿密泰在其著作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多年来我们总是在扔掉那些腐烂的“苹果”，却没有把那些盛苹果的“筐”拿出来在阳光下曝晒消毒。而PPP模式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无菌的“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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