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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温家宝在大连参加全国1：5万区域地质调查会议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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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记得他在祁连山野外考察时攀着绳子过河时的样子。两条腿搭在绳子上，双手握着绳子交替往前移动，整个人在绳子上摇摇晃晃。”
73岁的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退休干部兰方手拿《温家宝地质笔记》对新京报记者说。他曾是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区测二队的同事。
兰方说：“翻山、过河，从祁连山南坡到北坡。那几年下来，我们走过的路有上万公里。”
自3月26日在全国发行上市后，《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广受好评。这本近52万字的书稿，以忆文和笔记结合的独特方式记录了温家宝1968年至1985年的地质往事。
最近，新京报记者走访了温家宝在地质系统的一些老同事。在他们看来，这本书不仅仅是温家宝个人的回忆，更是一代地质队员共同经历的青春、激情和热血。
今年80岁的刘霄祥认为，这本书从封面到内容如同是温家宝对年轻岁月的一次“重行”：“书中写的很多事，都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读着这本书，我好像听到了四十多年前他熟悉的脚步声从我身边走过……”
队里来了个研究生“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为人民造福”
“这人叫温家宝，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研究生，还是个党员。”
1968年春节刚过，地处酒泉的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二队新来了一位穿着蓝色卡其队服、身形清瘦的年轻人。
听到队友们的议论，刘霄祥开始留意这位新来的同事。
刘霄祥与温家宝在甘肃同事多年，曾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参事。2004年退休后，他一直住在银川。
当时，区测二队有近四百人。1965年之前，甘肃省地质局原有一个区域测量队。1965年，为支援三线建设，黑龙江、宁夏的一批地质队员来到甘肃酒泉，重新组合成立了区测二队。随后，每年都有一批大中专学生和技术人员分到队里。
刘霄祥说：“我们队里大部分技术人员是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以前还从没有过，队里的党员也很少。凭着这个身份，他本来可以分到高校或者研究所工作，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
8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原北京地质学院）原校长赵鹏大，在担任校长期间经常听到学校老师聊到学生时期的温家宝：“当时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号召年轻人去西部，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温家宝是响应国家号召去甘肃的。”
事实上，在1965年大学毕业时，温家宝就曾主动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他在书中写道：“我曾多次要求到西藏工作，并两次写血书明志。”
温家宝在书中还回忆了自己从北京启程到甘肃时的情形：1968年初，刚过完春节，告别父母，“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挤上了从北京驶往兰州的列车。”行李很简单，“一个装衣物的帆布箱、一套用儿时曾用过的油布捆绑的被褥、两个装满书籍的木箱。列车在朔风怒号中开动了。我此行是前往甘肃省地质局报到，那将是我从事地质工作的新起点。”
今年86岁的李廷栋是中科院院士，曾就读于北京地质学院，是温家宝的“学长”。他指着书中这段文字说：“我们那个时候出远门，都是简单携带一个铺盖卷。你看温家宝报到时，把儿时用过的行头、书籍都带去了。他就是要扎根西部，做个出塞青年。”
温家宝在书中回忆甫到区测二队时的情形说：“那会儿，我们新来的大学生都没有下分队，集中在队部烧锅炉、参加科室学习。这年冬天，我们新分来的大学生和一些老技术员被安排到酒泉丰乐公社劳动锻炼。就是这样，我们干了三个多月。”
1969年年初，温家宝被分配到区测二队五分队，开始区域地质测量及找矿工作。
在1970年5月的一篇日记中，温家宝写道，“我要在祖国的土地上，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为人民造福。”
刘霄祥说：“对于那时大部分年轻人来说，这不是口号，是那一代人的朴素思想。”
现年80岁的马海山早于温家宝三年到区测二队工作。1969年，他在五分队担任普查组组长，温家宝在这个小组做组员，一起进行野外考察。1993年马海山退休后一直居住在酒泉。
“他话不多，说话彬彬有礼。别人休息玩闹时，他总是安静地看书”。这是马海山对温家宝的第一印象。
在197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温家宝写道：“昨晚，八个人分两桌打扑克，直到12点钟，惟我在烛光下孤坐，重新看了几篇鲁迅的散文，也到那时才睡。”
在长达六年的野外地质工作经历中，兰方和温家宝在工作上互相协作，生活上同甘共苦，一个锅里吃饭，一顶帐篷里休息。他说，家宝很大的特点是爱学习、爱看书。晚上常点蜡烛苦读，看各种各样的书。
兰方说，“勤奋学习使他的知识不断丰富，视野更加开阔。”
最忆荒野找矿时“最艰苦的工作却激发出向上生长的蓬勃力量”
祁连山区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号称“生命禁区”。那时，温家宝主要从事祁连山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及找矿工作，其工作区域涉及甘肃、新疆、西藏、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区域地质测量被行内人简称为区调，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基础地质调查。对此，温家宝在书中写道：“它是以1：20万国际标准图幅的地形图为底图，将各种地质现象，用统一图例填绘在地形图上。”这是找矿、工程地质勘查、防灾与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这份工作是最艰苦的，一般每两公里布一条地质路线，一公里左右一个观测点。”刘霄祥说，当时五分队负责平川幅、高台幅、祁连山幅三个图幅的区调工作。
那时，温家宝工作区域常常在海拔4000米以上，即使在夏季，夜晚的温度也在零下十几摄氏度。刘霄祥说，“温家宝到过的区域，我都受不了，到了那里就有高山反应，吐个不停。”
1968年，温家宝从北京来酒泉的时候，兰方也从成都地质学院毕业，进入第二区测队。他说，“因为是区调工作，工作范围大，每周都要搬家。为了搬家方便，我们只能携带轻便一些的单帐篷。可是单帐篷不保暖，晚上冻得睡不着觉。”
他说，每天晚上，队员们钻进鸭绒睡袋，把脱掉的衣服全部压到睡袋上还会觉得冷。
据兰方回忆， 有一次因为要整理野外资料，不能钻被窝，队员们冻得手脚麻木，温家宝和队友们就在帐篷里生火。“结果帐篷太封闭，一氧化碳浓度过高。家宝一氧化碳中毒，后脑勺疼了好久。”
“在野外的考察中，我们要顺着深沟爬至山脊，直到冰雪覆盖的地方。”温家宝在书中描述，从深沟到山脊，多数时候并没有路，“很多时候到达工作地点，直线距离两公里，要走三四个小时。”
兰方说，当年温家宝身体比较单薄，算不上强健，但每次上山他都走在前头。“由于山高缺氧，每走一步都困难，有几次我试图追上他，但终未能如愿。”
马海山说：“当时的野外测量和标本采集，近的地方一个来回要走上一天。远的，要带上睡袋和帐篷，在山上露营。”
马海山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和温家宝曾多次遭遇险情。最危险的一次，大雨下了三天，扎在半山腰的宿营地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一米见方的石头被水流推着滚动，等队员们反应过来，帐篷已经埋到半截。他们救出一个被困的队员，一分钟不到，帐篷就被泥石流掩埋。
“除了野外考察的艰辛和危险，最苦的是搬家。” 刘霄祥说，“做区调，野考面积广大，要不停地迁徙。小搬家一周一次，大搬家十几天一次。一次小搬家几十公里，大搬家上百公里，还要搭帐篷、支炉子。搬家途中，遇到沼泽沙坑，车马陷进去，要人力去抬。”
在马海山记忆里，当时和温家宝一起工作的时候，搬家靠牦牛，跑路线全靠双脚。
温家宝在书中写到，在祁连山区的荒野深沟中，“我经常背着装满石头样品的地质包，一步一步向高山攀登，累了就靠着山崖歇一会儿，然后就继续往前走。我从不敢坐下，生怕再也起不来。”
80岁的任丰寿是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工作时的同事。他在祁连山搞过勘探，曾任甘肃省地质局副总工程师，退休后居住在北京。
任丰寿说，“那不是走走停停到一个地方旅游。到达考察点后，你要打标本、做记录，那既是体力活，也是脑力活。”
“他是真心热爱这份工作。”马海山说，“我们这个分队工作艰苦，很多人不愿意呆下去，人员流动很大，从1969年到1974年，来来去去近二百人，留到最后的只有我和温家宝。”
接受采访的多位温家宝的老同事都认同一个事情：地质工作很艰苦，但在温家宝身上，却激发出一种向上生长的蓬勃力量。
温家宝在1970年7月的日记中写道，“近来，常跑远路线，几乎每天都要上到4500米以上，经常到4700米，4800米。吃得很多，一天可吃一斤四两，甚至到一斤八两”。在1974年5月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出野外半个月来，我的体质明显有所增强。脸黑红黑红，胖了一些。”
野外生活枯燥，地质队员们会苦中作乐。“完成一天的工作，收队的时候，大家会一边走一边唱歌。”兰方说，那时候我们唱的最多的是《地质队员之歌》。
兰方回忆，温家宝总是很乐观。在艰苦的环境中以饱满的热情对待工作和生活。有时，骑在牦牛上唱完歌后，还会唱几口京剧，像《借东风》、《打渔杀家》等。
温家宝在书中也提到自己唱歌的事：“有时，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我一边走一边唱，把从小学会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旷的山野，只有我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山怀抱着云，云环绕着山，山在云中若隐若现，变幻无穷，神奇奥秘，宛如仙境。”看到温家宝在书中这句话，一位老同事有些费解：“在山上那么苦的日子，怎么在他的回忆中这么美好？”
兰方说，他们当年出野外时，脚踩着碎石，常常哗哗作响。看了这本书，耳边又响起了四十多年前的脚步声。
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 实习生 罗昊 甘肃、北京报道
A14-A17版图片来源：地质出版社（下转A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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