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用文化合作超越分歧(图)

　　“伊朗人民一直很敬佩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培养下，有着勤劳、节俭的优良品质，才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打造出中国奇迹。”文化传统对一个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与否有着重大影响，这一点已成公论，因此才有了伊朗副总统苏塔尼法尔5月18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的上述发言。

　　“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难免磕磕碰碰，而要最大限度地从源头上降低摩擦概率、化解已经发生的摩擦，文化合作——主要是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一带一路”常常被归结为“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文化合作就是“民心相通”中具有持久性意义的关键内容。

　　文化产品出口显著增长提升“中国制造”形象

　　毫无疑问，文化合作具有相当大的而且是越来越大的商业价值。推进文化合作也意味着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发展。

　　就在本月中旬，我参加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外交遗产研究中心成立典礼及“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氏水（Tran Thi Thuy）提交的论文题目令我印象甚深——《通过网络游戏向越南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及其对两国文化交流合作的推进作用》。根据这篇论文提供的信息，在越南这个东南亚第二大、世界第35大游戏市场，2006-2012年间，政府许可上市的76个电子游戏中有41个游戏是中国产品，市场占有率达54%，而且大陆、港台与越南合资企业出品的游戏还没有包括在内；2014-2015年，每年约有200种中国游戏在越南发行。

　　即使在与中国文化背景迥然不同、古代史上沟通甚少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批中国影视作品也已经走红，以至于海清等中国艺人在那里已经颇有知名度。

　　就总体而言，按照商务部门的统计，2013年，我国“电影、音像”项下服务出口1亿美元，2014年就翻番达到2亿美元（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5》）。根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15年全年，“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项下出口额达到46亿元人民币。上述数字仅仅是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在外国民众心目中地位上升，而且中国文化产业运营机制日益成熟完善，相信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加速增长。同时，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显著增长也必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形象与增值。

　　通过文化合作减少经贸合作中的摩擦

　　然而，与直接的文化产品出口及其拉动的货物贸易相比，文化合作更重要的功用恐怕在于潜移默化形成共同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更加合理、积极的思维方式，从而从源头上降低发生摩擦的概率，化解已经发生的摩擦。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对创造良好政治、社会环境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仅仅就创造理性、可持续经济政策和商业环境方面，中华文化就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与其它大的文化系统相比，中华文化根本特色在于两点：格外强调自强自立，格外强调自省自律。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非常关注保护来华外商生命财产安全，合理规划其税负，约束本国商民的不规范、不诚信行为，为来华外商创造友善的商业环境。

　　到了现代，当中国挣脱列强羁绊而开始独立自主推行“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时，也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并没有将近代落后的全部原因都归结于外部势力的压迫、剥削和掠夺，更多的是自省，更多地归咎于自身的错误，错误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由此出发，在经济贸易发展中，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更多地是鞭策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自我奋斗，不断自我提高，以求最终实现“赶超”目标。即使采用了保护幼稚产业的贸易政策，在工业化和对外开放前期阶段对外国投资、工程等提出了较多的当地成分、当地工人等要求，也没有让本国产业和国民躺倒在保护壁垒下不思进取，从而形成寄生性分利集团，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毒瘤，而是政府和全社会都在鞭策自己的企业加快提高技术水平，提供产业配套，鞭策自己的人民努力学文化、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能力，同时在成本、土地、劳动力等各方面致力于给外资创造尽可能良好且不断改善的商业环境。正是在这样的做法下，中国产业得以较快地实现了“赶超”，在世界经济历次波动中也表现出了较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同时也有能力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不断减少、取消原来对外资、进口的限制性措施。即使在近年经济增长减速的形势下，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大幅度地降低了进口贸易壁垒，推进贸易自由化。

　　相反，在一些文化传统较为缺乏甚至严重缺乏自律自省意识的国家，社会和执政者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落后归咎于外部势力的“罪过”，更倾向于采用排外的、限制性的措施来达到目的，导致其商业环境恶劣，结果往往是恶化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绩。无论是现在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在中国“一带一路”计划覆盖的国家中，恰恰有相当多的国家存在这样的问题。

　　要解决由此而来的许多摩擦，在事情发生之后通过双边、区域、多边等渠道去寻求化解固然重要，但上医治未病，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通过文化合作，潜移默化地让大家接受共同的积极观念（尽管程度会存在差异），从源头上降低摩擦的概率。

　　由于初级产品行情变动，在当前的这10年左右时段里，许多新兴市场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处于困境，这一环境变化本身就会促使他们自省，促使他们力图通过消减贸易保护主义、改善商业环境来摆脱经济困境；而在这样的时期开展文化合作，传播更合理更可持续的理念，当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对外政策与国内环境相互作用，发展对外文化合作，指导思想应当是促进、增强国内的文化统一性，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不是相反。习近平、俞正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各宗教要始终坚持中国化方向。这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客观经济规律也决定了坚持中国化、认同中华文化更有利于促进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发展，包括发展外向型经济。

　　去年底，我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参会、调研时发现，在这个有26个少数民族聚居、户籍人口70%是少数民族的县份，不仅普通话全面、深入地普及，而且早在10年前就在本地学校开办对外汉语教育专业班，面向对面邻国老挝招生，培养了成千上万掌握汉语的老挝人才。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和语言环境，当地的旅游和茶叶不可能在全国打开那么大的市场、建立那么好的声望。而这样的理念和远见、行动，又使得这个边境县份在泛亚铁路开工之际，已经因培养了成千上万老挝人才而占据了有利先机。甚至毗邻该县磨憨口岸的老挝磨丁特区，也由西双版纳民营企业海诚集团获得了当地的经济开发和几乎全部行政管理权力（外交和军事除外）。不只是西南省区能够获得这样的优势，西北省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显然也应该而且能够抓住类似的机会。(编辑 欧阳觅剑)

　　作者：梅新育

https://business.sohu.com/20160525/n451284570.shtml business.sohu.com false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s://epaper.21jingji.com/html/2016-05/25/content_40585.htm report 3397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伊朗人民一直很敬佩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培养下，有着勤劳、节俭的优良品质，才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打造出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