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经济药方重要，还是主治医生重要？

　　摘要：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时间节点，“大缓和”终结，“大调整”开启。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历史阶段作为参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亮点不多，各种解释汗牛充栋。与1980年代相比，几个成熟经济体的政治家施展的空间不大，魄力不够，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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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管清友

　　以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为时间节点，“旧常态”终结，“新常态”开启。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上，我们似乎第一次经历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中国经济缓慢下行，偶有亮点，理论上潜力最大，但新经济尚无法对冲旧经济的下行。中国政治家改革的决心很大，但也面临现实的约束。

　　以2015年三季度中国经济跌破7%为时间节点，7时代终结，6时代开启。在中国经济政策选择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激烈甚至对立的政策辩论。经济学家开出了各种药方，纵观其间，刺激论、改革论、中庸论，不一而足。主治医生试遍了各种办法，综其大略，中医疗法、西医疗法、中西医结合疗法，莫衷一是。

　　作为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一个观察者、参与者，最近几年，我们隐约看到了这些变化，参与了一些讨论，也感受到了走出当前经济困境的艰难选择。

　　相对于以往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中国在最近几年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政治周期呈现新变化。传统的隐性激励机制被打破，地方政府行为发生变化，中央和地方关系重塑。中国传统的政治周期特征是“地方竞争，大干快上”。但是，自2012年底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来，这种周期特征发生了转变，转向了“中央定调，从上到下”。政治周期特征的这种转变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不同的激励，出现了“懒政怠政”现象。

　　其次，供需管理出现“期限错配”。短期的总需求管理和中长期的供给侧改革存在“期限错配”问题，以改革红利稳增长存在现实困难。需求侧管理主要着眼于短期，而供给侧管理主要着眼于中长期。用中长期的供给侧改革来解决短期问题，会遇到期限错配问题以及具体实施上的难度，因为改革的措施可能很难马上释放出对经济的支撑和提升作用。

　　再次，经济低位均衡短期难以打破。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算是一个扰动因素，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国已经从2002年到2007年的高位均衡过渡到了现在的经济低位均衡。并且，要走出这段经济低位均衡相当困难。同样情况发生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从1992年到1998年的高位均衡状态，再到1998年以后的低位均衡状态，最终转向2002年到2007年的高位均衡状态。从低位均衡转向高位均衡，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同时发力，需要国际国内两重因素同时匹配。当前，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很快走出低位均衡并不具备条件。

　　因为这三大问题，杠杆过高、金融风险、失业压力、产能过剩等问题都逐渐暴露出来。然而，无论是经济学家提供的药方，还是主治医生面临的选择，都必须面对或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如何处理政治正确性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关系问题。抑或是，三中全会提及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问题。

　　第二，彻底的产权保护问题以及已故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提出的“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建设问题。

　　第三，关键性的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土地制度、财税体制的改革。

　　药方是重要的，惟其如此，才可“对症下药”。主治医生是重要的，因病因时施治，才能把药方用好。治疗思路是重要的，方向正确，配以技术、勇气、择时，才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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