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文火慢炖"还是“高速飞机”？

　　摘要：我们现在要的是做的这一锅饭的质量如何，不是数量多少。我们一定要控制住火候，但也不能消火，消火后会夹生饭，火候猛了又会烧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正在从数量到质量转变，也是我们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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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5日，201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广州峰会在广州琶洲成功举办。此次峰会以“新形势下的金融改革与创新”为主题，特别邀请了监管机构、金融业界及学术界嘉宾共同探讨围绕聚焦“金融改革新动向”和“金融创新促发展”两个话题展开探讨。

　　下文是“金融改革新动向”圆桌论坛嘉宾实录

　　主持人：

　　邱震海：著名时政评论员，《震海听风录》、《寰宇大战略》节目主持人

　　嘉宾：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魏本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

　　张承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初现积极因素

　　邱震海：第一场论坛聚焦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金融改革已滞后于经济发展，且中国经济转型也呼唤金融改变，而我们的金融改革是“只听风声，不见雨滴”，迟迟没有进行，为什么？我们的金融改革难度在哪里？有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魏本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女士、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先生。首先，各位如何看目前中国经济？是新旧转换青黄不接，依旧很差？还是已经搭上了新经济的快车？

　　魏本华：首先谢谢主办方邀请我出席这场非常重要的会议，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首先因为我们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和实行，今年我们对经济增长很客观提出一个增长区域，在6.5%到7%之间，且根据目前的各种经济数据显示，国际货币资金组织认为中国上半年可以实现6.7%的增长。再加上前期做的工作，我个人认为，下半年经济依然会平稳运行，实现我们既定的目标。

　　邱震海： 6.5%是经济增长的目标底线，为此我们为了拖住经济要有很多手段，比如促投资、发货币等，那么这样有没有可能导致经济再出现几年前那些不良的现象？

　　魏本华：没可能，我们已经将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当作中长期战略任务来完成，不会为了实现特定经济增长的目标不惜手段。恢复高投资、大量放松货币来支持经济增长。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仍旧是实行非常稳健的货币政策，利用结构性的方式支持我们的经济政策。

　　邱震海：那么万一预测经济跌到6.2%，你发不发货币？

　　魏本华：如果是学术讨论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和解释，有不同的根据就可以。但是站在目前经济的前提上我个人是不赞成的，因为我们上半年已经是6.7%的增长，这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共同看法，是事实数字作为根据的，不可能第三季突然降下0.5个百分点。即使是假设，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因为国务院明确提出2020年底要实现GDP绝对数字从原来的基础上翻番，人均生活收入也要翻番。经过前几年测算以及经济实际已经达到的增速，未来几年我们只要实现平均6.5%的增速就完全可以了。而且去年我们实现6.9%的增长。即使英国脱欧这样的极端事件发生，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等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该把控制，不应该因为临时性的政策而采取与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相违背的措施，我觉得我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不会那样做的。

　　魏建国：我也是这么看的。我是南方人，我们南方人做饭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过程，就是在饭快熟了的时候小火焖饭，这个过程很重要，总体上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就是一个焖饭的过程。

　　邱震海：您是文火炖汤，但有时候外围经济形势是狂风暴雨的，您的稳妥能够经历住狂风骤雨吗？

　　魏建国：我们现在要的是做的这一锅饭的质量如何，不是数量多少。我们一定要控制住火候，但也不能消火，消火后会夹生饭，火候猛了又会烧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正在从数量到质量转变，也是我们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我们需要有效、高效地供给，而不是无效、低效的供给。我们要把那些拿着国家的资产、资金、人力、财力却无效的低效的供给，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来解决。所以供给侧改革最关键就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只要提高效益，成本降下来，那么供给侧改革就实现了。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正如适当地加柴、减柴来注意饭生熟的程度。虽然外界对我们干扰很大，但是我们需要整体上的把握。所以今年这个时候不太在意6.2%还是6.5%的数字，而是十八大提出来的伟大目标的实现。比如GDP的翻番、GDP的增长和老百姓收入增长的同步、国民收入增长和省柴效率提高的同步，实现权利、规则的三个平等。

　　邱震海：上海男人是做饭的好手，但是有人说目前中国经济更像坐飞机，在高速飞行的过程中更换发动机，速度可考虑降一点，高度降一点，但是不能着陆，还要继续飞，需要在高空中换发动机。既要保证速度、高度、还要在“L型”的过程中要把发动机全换了，这个可能吗？这比做饭要难。

　　魏建国：这是危言耸听。我不赞同把当前中国经济比作高空中高速航行的飞机，我也不太同意现在需要换发动机，我倒是愿意将它比作行径量很大，称重量很重的快速运行的列车，现在不是像飞机在高空中完成高难度动作，而是关键它的油路、电路，和可能的效率。再给它一些潜能，让它一些潜能发挥的更好。

　　邱震海：您这是小修小补，金融改革这么困难，现在要动大手术 。张所长怎么看？

　　张承惠：我觉得用飞机比喻不恰当，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么高的技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高空，也没有这么高的速度。你非要这么比喻的话，我觉得像空中加油这个技术其实我们已经掌握了。就上半年经济形势来讲，前5个月的经济指标来看基本上还是稳定的。消费增长10%，进出口虽然还是负值，但是降幅大幅缩小，从货币供应量、工业增加值等主要指标来看还是稳定的。但确实还是有一定的下行压力。下行压力主要表现在投资上，特别是民间投资，1-5月份民间投资平均增速只有3.9%，不及固定投资平均增速的一半，这个增速和前几年相比差距是非常大的。

　　另外，今年上半年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都可以用“冰火两重天”形容。地区上，像有人说东北地区东北塌陷了，还有山西等以能源为支柱产业而且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地区比较困难。但广东、浙江的情况相对不错，还有一些中西部地区可以。从行业上讲也是“冰火两重天”，产能过剩的行业像煤炭，钢铁等非常困难，但是也一些行业的增长达到2位数以上。

　　邱震海：这里面我们看出哪些端倪？

　　张承惠：“冰火两重天”的状况，说明有一些企业抓住了高新技术，有一些核心竞争力。体现经济力。同时“冰火两重天”的状况恰恰说明中国处于转型时期，这个时期往往出于相对看起来反差比较大、矛盾比较突出的现象。所以我的判断就是中国还是在转型的时期，目前遇到的一些局部性、行业性的问题确实是转型期特有的现象。

　　邱震海：现在大家都说经济是“L型”，目前“L型”大概会持续很久，朱海斌先生从外资的角度怎么看待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

　　朱海斌：正如张所长讲的，上半年中国经济是“冰火两重天”，实际上这个不是今年独有的，从数据看，近年来传统的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持续下滑，互联网、技术创新或者新的消费形态的一些新的行业相对增长很快，这个在过去几年一直表现的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趋于企稳。三月份后，新开工的投资回稳很快，房地产投资比年初好很多。同时最近几个月，PPI通缩现象明显得到缓解，这个对于下半年经济是更大的利好因素。因为从企业角度来看，PPI通缩现象持续50多个月，是影响企业利润和投资意愿的主要原因，如果PPI在年底有负转正，那么对整个经济的复苏、投资的稳定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邱震海：您判断PPI数据年底会有负转正，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海斌：PPI从年初-5.9%到现在-2.8%，已经转好了3个百分点，主要有国内、国际两方面原因。国内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去产能，尤其是国务院强调的钢铁、煤炭，包括其他的一些重点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的努力直接相关。另外一个原因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调有关系。但也有一个风险点需要重视，在英国脱欧后，大宗商品价格平稳复苏的势头可能在下半年终止，那么这样的话PPI通缩减缓的势头能否持续是要打问号的。

　　魏建国：上半年的形势从政府上面来看，各省市政府和各部门凡是转型比较主动、转型比较快的，整个GDP反映出来情况比较好，比如说重庆、广东、深圳，从江苏来讲也保持一定水平。另外从企业来看，凡是在中央提出的绿色、创新等五个理念下能够先行一步的都很好，比如江苏的一些企业在创新上起到很大的作用。有一家企业做熔断丝，已经拿下来全球90%的份额，订单已经订到了2018年。所以企业正在不断地转向，这是上半年年突出的两个特点。

　　魏本华：我补充一点，如果我们确实需要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我们确实存在一样的工具和空间。我们国家确实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经济体，虽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使我们GDP绝对可以赶上美国的，我们人均数量也才是美国的1/4，我们还存在大量的增长空间，包括城镇化、缩小城市之间的差异等，空间上仍旧大得很。

　　提倡双创的同时需要把握“度”

　　邱震海：已经踏上转型之路的企业比较好，那么怎么看待"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这里面有没有泡沫的成分？当然这个对个人是有风险的，但是确实是我们国家经济转型所必需的，那么这个创新的帐，可以多大程度转到宏观经济的“账本”之上？能体现出来？

　　魏建国：评价这个问题必须要有清醒的理念，衡量一个新生事物到底能不能成功，只要简单地问一句话就行——世界因为它的存在而改变。互联网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认为现在正在改变我们整体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尤其在金融领域。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金融跟不上这一块。现在创业者讲求实现自身人生价值，这个过程中刚开始肯定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很大，但是对未来发展有深远影响。我在当前青年人身上看到比我们那时还有乐观蓬勃的朝气，我在其他国家并没有看到，因此，这种创业、创新的影响的转化是未来的，深层次的，使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有更大的机会。

　　邱震海：朱海斌先生怎么看？外资有什么方法评估“双创”和“互联网+”？

　　朱海斌：这需要考虑度的问题。比如互联网金融，刚开始积极影响肯定大于负面影响，对金融体系服务、产品等等各方面都会有很大改进，但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监管没有跟上的话，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比如P2P跑路的问题。双创也需要有度，激发年轻人的创业热情，正面意义肯定大于负面意义。但是如果在校大学生不完成学业去创业也受到鼓励，那么我觉得过度了。

　　从投资层面说，成功的投资实际上需要一些积累的，我们应该避免从一个极端转向另外一个极端，失败的投资背后意味着资源的错配，这个中间达到平衡点非常难。但是当前的环境来看，因为我们起点比较低，因此还是应该更鼓励双创，但是一定程度之后，我们需要反过来要好好想想，哪一个比较合适的。

　　我们还需要思考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可能更多是提供一个市场规则，能够让创新更好地发展。政府不一定要提供多少财政支持，因为财政支持背后如果创新失败，那么这些钱就挥霍掉了，因此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人才的培养和创新的环境，这方面可以提供支持。

　　邱震海：现在对于创业的项目，我们一般都谈估值，那么在您看来现在有没有泡沫？怎样才能做的更好？

　　朱海斌：这是资本市场有强大的力量。从创新来看，我个人觉得有两方面创新，一方面是技术升级，另一方面是新商业经营模式，是打破原有的经营模式，更加便利配置社会的资源。这两个方面可以在资本市场与金融支持下做得更好。

　　张承惠：我觉得很难量化"双创"对经济的影响，我相信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现在能做这样一个模型，双创对市场的影响是渐变的，与其看双创对经济的贡献，不如看重双创提倡的精神，是一种实现自我目标的奋斗的精神，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一种颠覆，这个对年轻人更重要，是一种理念的变革。当然，创新应该是有底子有准备的创新，不能大学没有毕业，学到皮毛就急于发财，这样的话，成功率到十万分之一就非常不错了，失败率非常高，所以要对大学生和年轻人学者加以合理的引导。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人的头脑还是相对冷静的，创业者还不会随随便便拿到PE、VC的投资，因此，美国互联网泡沫还不会在中国发生。

　　魏建国：我们应该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角度来进行探索各个领域的发展， 比如金融领域，老百姓投资渠道依然很少，因此在金融方面应该加大创新力度，只是我们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没有把服务提上去。因此，中国金融创新不缺少人才，只是理念的问题。政府的作用是打造一个平台，用规则来办事，用服务来支持。

　　金融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转变理念

　　邱震海：最沉重的问题到来了，金融改革为什么这么难？

　　魏本华：金融改革确实应当适当再加快一些步伐，在更多具体的领域中提升和改造服务。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银行都在全力以赴，但是不能期待所有银行在所有领域中做到完美。

　　张承惠：中国的金融改革形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推进，至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下的，讲到金融改革大概是在第12条，讲了20多项金融改革，在形式上都推进了，有的已经完成。比如利率市场化，从形式上来讲管制已经完全放开了。但我觉得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再有10年能完成就非常不错了，因为利率市场化不是简单放松利率不去管它就完成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那么简单，早就推进了。我们从1996年开始推进利率市场化，推这么长时间，是因为由于它本身是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形式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任务都在推进，有的部分已经完成了，但是实质性改革还在路上。

　　至于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难推动，因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已经进入进入最核心的地方了，进入了深水区。这个深水区推进金融改革有很多的障碍和很多的困难。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金融改革的理念问题。理念调整或者理念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处理得还不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让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但到目前为止，两方面的进展不能令人满意。首先市场没有发挥好其作用，市场的效率是非常有限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力度不够、支持不到位。其次，从政府自身的职能定位来看，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情。比如金融监管部门会管到具体金融机构的业务运作的各个细节方面，这是不该管的，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不该管那么细。但是有的该管的没有管到，比如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大量的金融诈骗没有管到，还有很多灰色的地带没有管理到，"一行三会"只要不在其监管范畴，就没有人管了，这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在管理市场的时候，它的理念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的，所以很多政府部门、官员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认为我是管理者，你是被管的对象。我觉得未来更多是要尊重市场，和市场主体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相互协商，相互探讨的机制还很不够，表现出来的是用行政手段，强制地要求金融机构做一些事情。比如强制要求商业银行一定要对小微企业、金融贷款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要求所有的银行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农村金融。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定位和专长，一个金融体系是有机结合的，大、中、小、各种特长的金融机构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让所有的金融机构去做一样的事情，而且以行政的手段相当粗暴的手段来要求是不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决策是闭门造车做出来的，最典型是去年下半年的决定的熔断机制，今年1月1日实施，1月4日开始熔断，1月7日宣布停止，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给人感觉，对政府的信用和对政府的权威性是不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政府管理市场的理念上存在着问题。

　　第三个存在的问题，是对待系统性的问题只是用处理单个问题的思维方式处理，比如利率市场化，关系到汇率的市场化，一定是联动的。利率放开了，不通过汇率的平衡的话，外资会大进大出。利率市场化还要和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配套。市场放开竞争，竞争失败的要退出，不然一定会有道德风险和盲目、恶性的竞争，这套机制是系统性的问题。再比如小微企业的问题，也是系统的问题。为什么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它牵扯到金融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的问题。不是简单出一个政策就能解决的。所以我们要强调改革措施之间的相互配合。

　　其实还有一个理念就是用单个的思维解决系统性的问题，就是谁的孩子谁抱走，这个问题前阶段我们的监管机构都是这样做的。地方政府批的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管，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

　　朱海斌：金融改革从1993年开始讲，已经接近20多年了。最近两三年我个人觉得金融改革是推进相对比较快的领域。但是从长期来看，金融改革是滞后于我们的期望的。我是不太同意说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说法。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个借口，因为日子过得好的时候稍微忍一忍就过了，日子不好的时候，动一下又会很痛。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讲，其实金融改革推动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实体经济领域没有同步改革的制约。金融改革最终的目的一个是资金的有效配置，资金追求最大投资回报率，第二就是风险管理，在投资的同时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这是金融改革期望达到的两个最终目的。

　　其中利率市场化来看，理论上银行可以自主决定存贷利率，但实际上市场主体却并没有完全市场化，而反过来看，这恰恰是中国银行业非常市场化行为的体现。因为国企改革与地方政府财税改革并没有完全完成，背后有很多显性和隐性的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情况下，一个国企、一个民企相比较，商业银行都肯定都选择国企。这正是实体经济没有完全市场化反过来影响金融改革。

　　邱震海：关键是后面的改革从哪里开始？金融改革需要马上启动的是什么？

　　魏本华：您提的问题太难了，我只能笼统地说，按照"十三五"规划对金融改革的要求，有条不紊地进行。笼统地讲任何国家和部门都需要改革。

　　魏建国：我认为"一行三会"需要改革。

　　张承惠：我认为还是要理念调整，理念不调，什么都很难推出。

　　朱海斌：市场希望看到两个领域，一个是短期一年两年可以进行操作的汇率改革，这个障碍相对比较少，这个往浮动方面推进的话对市场是非常正面的。另外一个难度更大的是监管，我们地方政府债务现在是有明确的解决路径，企业债务这一块还没有。如果近期能够公布一个处理企业债务的方案，这个是市场非常乐意看到的改革。

　　邱震海：对于汇率改革，魏本华先生怎么看？觉得汇率改革可以吗？

　　魏本华：中国人民银行观点一直是非常清晰的，要不断地完善汇率形成的机制，要不断地进行改革，但是另外的角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充分认识到，中国人民银行在最近一两年来在汇率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包括美国财政部方面，过去一直给我们施加压力，现在这些批评至少声音弱了，证明我们在汇率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当然我同意朱海斌的观点，我们仍有改革的余地。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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